澄清史实 | 四 再说“大跃进”

“大跃进”是在新中国初期、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时共产党为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而发动的一场生产建设运动，是一次具有世界影响的大事。改革开放以来，主流媒体称它是一次严重的“失败”和“挫折”。国内外敌对势力和右派更是竭尽攻击和污蔑之能事，文章如山、口水成河，为此耗尽了他们半个世纪的精力。然而右派愈是攻击，就愈是增加人们对事件的关注和记忆。不是讲“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吗？那么大跃进这面镜子如今又折射出什么呢？

一、大跃进运动的成就不可抹杀

1958 年下半年开始的“大跃进”，实质上是以加快经济发展为目的的群众性生产建设运动，其主观动机是积极、进步的。它反映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迫切要有一个生产建设大发展的热潮。经过“三大改造”运动，生产关系虽然发生了根本变化，但就生产力和物质基础来说仍是历史的、落后和贫穷的。农业生产基本上是靠人力和畜力，没有抵御自然灾害和抗风险的能力，水、旱、虫灾频发，农业产量很低而且不稳定。工业基础十分薄弱，虽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新建了一批大型钢铁、机械制造等重工业企业，但产量和技术水平仍不高。新兴工业的空白很多，有的是刚刚起步，更谈不到建立独立、完整、配套的工业体系。这样的经济条件，既不能巩固和推进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又不可能打破国际帝国主义的封锁、实现国家的独立和强大。可以想见，在当时形势下老一代领导集体面临着多么巨大的压力。正如 1958 年 1 月毛泽东所说 ：“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要鼓一把劲。”“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和超过英国（指钢产量）”。（《工作方法六十条》，《毛泽东文集》第7 卷第 350 页）“要掀起一个生产建设高潮”。是年 5 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就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些都充分地体现出党和人民对于加快发展、赶超西方国家的强烈要求和高涨志气。在当时形势下，搞“生产大跃进”决没有什么不对。

其实当时的“大干快上、加快发展”远比现在单纯、实际得多，它完全就是从国家强大、中国人民要扬眉吐气着想。至少是没有任何人从中考虑“发财先富”或追求“政绩工程”以及谋取特权和私利的因素。

同时，由于 1956、1957 年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很好， 1957 年钢产量达到 535 万吨，煤炭达 1 亿 3 千万吨，粮食产量达到 3700 多亿斤，棉花达 3280 万担等，对比 1952 年分别增长了 296%、96%、19%、26%。国民收入总额增长了 53%。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和超额完成，其间工业总产值达到了年均 18.4% 的增长速度。这也为开展“大跃进”提供了一定的客观依据，更加促成了“大跃进”的产生。在农业上，“大跃进”是从宣传、贯彻党中央制定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开始的。农业发展《纲要》明确提出用 12 年时间粮食亩产要分别达到“四、五、八”的目标，即 ：黄河以北 400 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 500 斤，淮河以南 800 斤。毛泽东在讲话中还指出 ：半个世纪之后，即到 21 世纪，粮食亩产要分别达到黄河以北 800 斤、淮河以北 1000 斤、淮河以南 2000 斤。（1957 年 10 月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469 页）实践证明，这些目标都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决不算什么“冒进”。在农业发展《纲要》的鼓舞下，全国农村首先掀起了一个大搞水利建设的高潮。

在工业上，毛泽东在 1957 年 11 月提出了以十五年左右时间在主要工业品的总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的任务，从而推动了工业生产的大跃进。

“大跃进”运动共持续了三年，它究竟取得了哪些成绩呢？

“大跃进”运动大大推动了全国的水利化建设，其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毛主席说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至今遍布全国的水库和大型水利工程，其中大多数始建于大跃进时期，如著名的北京十三陵水库、密云水库，浙江新安江大水库，辽宁省汤河水库，河南省鸭河口水库，广东省新丰江水库、台山长坑水库，海南省松涛水库，贵州省红枫湖水库、百花湖水库、阿哈水库等等，都是在大跃进中施工或建成的。在治理大江大河方面的许多大工程也都是在当时实施的，例如全国著名的海河拦河大坝合拢工程，黄河三门峡截流工程、刘家峡和青铜峡水利枢纽工程，黄河下游山东卫山截流工程，长江支流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淮河治理中的淠史杭水利工程等，都是在“大跃进”中开工或竣工的，各地的水利工程更不计其数、气势豪迈。这些大型水库大都具有蓄水、防洪、灌溉、抗旱、养殖、发电等综合性功能，半个世纪以来，对当地的环境、生态保持和经济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如果不是在当时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这样的壮举是不可能有的，其成就可谓功绩卓著。

对于工业建设来说，“大跃进”实现了“超常规”、“跨越性发展”。例如，在钢铁工业中，不仅兴建了当时中国最大的炼钢厂——武汉钢铁厂，而且还有邯郸钢铁厂、济南钢铁厂、杭州钢铁厂、广州钢铁厂、南京钢铁厂、安阳钢铁厂、成都钢铁厂、柳州钢铁厂等一大批大型钢铁企业都是在“大跃进”期间兴建的。还有鞍钢最大的炼钢平炉建成、出钢，北京石景山钢铁厂首次进行氧气顶吹炼钢技术试验成功等重大技术改造工程。1960 年全国钢产量达到 1866 万吨，是 1957 年的 3.5 倍。

还有许多大项目、大建设、重大科技成就都是在“大跃进”中实施和取得的，如 ：第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制造成功，第一套电视发送设备和第一台黑白电视机研制成功（清华大学），第一台 40 匹马力柴油拖拉机出厂，第一台内燃电动机车试制成功，第一部国产轿车“东风”（后为“红旗”）牌轿车诞生，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跃进号”下水，第一台 138 吨交流电力机车试制成功，第一座重型拖拉机厂（洛阳）建成投产，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开始运转、回旋加速器建成，第一台每秒运算一万次的电子数字计算机试制成功，我国最大的重型机器厂（国家重点铸锻件的生产中心之一）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富拉尔基建成、投产，我国新兴的化肥工业上海吴泾化工厂投建。另外，还有宝成铁路、鹰厦铁路、包兰铁路、黔桂铁路建成通车，昆明铁路同越南铁路接轨通车，重庆的白沙沱长江大桥、郑州黄河大桥建成通车等。那是名副其实的“生产大跃进”！

在公共设施建设方面，如首都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火车站、工人体育场、民族文化宫 等“十大建筑”，还有武汉长江大桥等。至于各地方开工、建立的工业、交通等各业项目以及“标志性”建筑就更多 了。仅在两三年时间内，国家就有这么多的项目投建、完成，这么多的科技成果取得，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尤其 是这些工程建设如今经过了半个世纪，有发现其中存在设 计、施工等建筑质量问题的吗？有使用不久就发生垮塌的 “豆腐渣工程”吗？没有。而这样的问题，在改革以来的建设中却是屡见不鲜吧！

在学校教育、医疗卫生防疫、体育等方面也是建国以来发展步子最大的一个时期。从此开始，大部分农村公社都有了自己的中学、卫生院、防疫站以及农技站等。

“大跃进”给中国工业创造出了空前巨大的生产能力。三年中（1960 年比 1957 年），工业总产值翻了一番还多。主要产品的产量 ：钢铁、原煤、机床、发电量等，都有大幅度增长。据统计，从新中国建立到 1964 年，重工业各主要部门累计新建的大中型项目中，有三分之二是在“大跃进”三年中开工的。三年中新增的炼钢能力占从建国到 1979 年三十年间新增炼钢能力的 36.2%，采煤能力占 29.6%，棉纺绽占 25.9% 等。（引自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 415、416 页）包括“大跃进”在内的整个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基本建设投入共 1206.09 亿元，建成大中型项目 581 个，新增固定资产 861.82 亿元，均大大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这些大建设在后来中国经济的大发展中结出了硕果。如果没有“大跃进”中的这些工业成就，中国工业体系的建立将会推迟许多年，包括后来在 60、70 年代发展起来的汽车、造船、机床制造、交通、国防工业、甚至“两弹一星”的成就都将是个问号！

许多人在讲大跃进时就只是“吹牛浮夸”、“失败”、“挫折”等一种论调 ；然而，当时全国人民那样高涨的革命热情和干劲，取得那么多的成就和创举，难道可以统统抹杀吗？

二、如何看待“大跃进”中的错误

“大跃进”中的主要错误在于违背客观经济规律，一是干部头脑发烧，大刮“共产风”、“浮夸风”，大搞强迫命令、瞎指挥和“一平二调”；二是不讲实事求是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

“大跃进”的失误完全是在以加快社会主义建设为目标的群众运动中、在全党上下探索如何建设劳动人民新的生活方式中出现的，它丝毫不带有任何权力争斗和谋私的成分。“大跃进”的失误过程是那样直接、公开、简单而又真实地袒露在广大群众面前，因而它在很大程度上被大多数群众所理解。“公生明、廉生威”，人们对共产党一心为公的观念没有动摇。

事实也是如此。对“大跃进”中的错误及其后果，党中央很快就发现，毛泽东从 1958 年底就开始提出纠“左”和批“五风”，以后反复要求各地对农民的“一平二调”必须退赔。

尤其重要的是，针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某些“左”的错误，党中央在 60 年代初大兴“实事求是、调查研究”之风，在关于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计划和管理体制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和改进。例如 ：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明确人民公社的体制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对某些规模大的公社和大队划小 ；恢复社员的自留地、自留山，允许社员经营小片开荒，大力发展社、队、家庭副业和畜牧业。在集体经营的同时鼓励社员搞好家庭副业和饲养 ；在生产队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克服分配上的平均主义，贯彻按劳分配原则 ；大力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在整个经济关系中确定了“以农、轻、重为序”的方针，号召“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各行各业都必须把支援农业放在头等重要地位，绝不做任何妨害农业生产和粮食生产的事情。通过一系列方针、政策上的调整和改进，使党的农村政策基本上建立在符合当时客观实际的基础上，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这对克服困难、恢复发展生产起了根本作用。

值得指出的是，在“大跃进”时，中国开始社会主义建设只有两年时间，在当时没有任何实践经验的情况下，其中出现失误和挫折几乎是难以避免的。在后来改革中，有些领导人经常以“交学费”的说法来解释造成的失误和损失。按此说法，在建国初老一辈建设者所犯的错误岂不更应该理解为必须付出的“学费”吗？一些至今攻击和指责“大跃进”的人，倒不如看看在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经济建设已经积累了数十年经验和教训的条件下，竟然又造成了多少劳民伤财？又交了多少“学费”呢！

在所谓“改制”中，大批国有企业被搞垮，大量国有资产流失，数千万工人下岗。在“敢闯敢冒” 中，全国二百多个地级以上的城市中就有 183 个曾经提出“建设国际大都市”以及“2000 年前提前实现现代化”的规划目标，并大搞虚报浮夸、形象工程，大拆大建、劳民伤财。在盲目开发项目、盲目圈地、私开滥采中，多少自然资源和环境生态遭破坏、江河湖海被污染？多少农民群众的权益受侵害？环境污染、假冒伪劣产品夺去多少人的生命或使人身体受到伤害？在全国各地，黄赌毒泛滥、艾滋病等各种传染病蔓延，人们的信念、精神支柱崩毁、贪污腐败愈演愈烈等，黑恶势力猖獗。试问，这对社会发展及其子孙后代的生存条件的危害何其严重？这种“失误”、“挫折”难道能建国初的“大跃进”时期同日而语吗？人们知道，过去“五风”所造成的损害，经过纠错、调整，三五年之后就逐渐恢复 ；然而在“改革”中造成的大量环境破环、社会弊病等需要多少年才能解决、恢复？对此问题谁来给予公正地评说？“精英”们难道可以哑口无言吗？

三、“共产风”、浮夸风是怎样刮起的

（本章部分材料引自张宏志《还清白于毛泽东》一书，特此感谢。）

“大跃进”是毛泽东发动的，但当时经济建设方面的事情主是刘、邓全权负责。刘、邓处在“大跃进”中的一线领导工作，当时他们是十分积极、主动的。刘少奇到各地视察多次讲 ：“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两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钢铁、煤炭明年就可以超过。……十五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1958 年 7 月 5 日刘少奇在石景山发电厂的讲话）——可以看出，这比毛泽东在 1958 年初关于“十五年赶上英国”的说法提前了十多年。1958 年 6 月 14 日刘少奇在同全国妇联党组谈话时说 ：“我们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 15 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 15 年等于三、四个美国。再有 40年、50 年中国可进入共产主义”。

正是这些来自中央领导的离谱的讲话、宣传，给各地干部造成极大思想混乱和工作压力，鼓励他们不得不说假话、搞浮夸。

1958 年 8 月，刘少奇派出“共产主义试点”小组到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试点。小组不仅传达了刘少奇关于进行“共产主义实验”的一些指示，而且还把康有为的《大同书》发给一些人。（赵云山、赵本荣《徐水共产主义试点始末》，《党史通讯》1987 年第 6 期）使徐水县成为当时全国刮“共产风”的典型。全县成立了一个公社，实行一县一社、县社合一，号称实现了“全民所有制”，并提出“向共产主义过渡”。全县财政统收统支、统一核算，实行统一的供给制，工资水平全县一致。按照该县县委书记的宣布 ：“计划每亩山药产 120 万斤，一棵白菜 500 斤，小麦亩产 12 万斤，皮棉亩产 5000 斤”等。（《人民日报》1958 年 9 月 1 日《徐水人民公社颂》）刘少奇于 9 月间到徐水视察，对徐水的汇报给以肯定。其经验被宣传报道后，引来各地很多人来参观学习，很快推向全国。

1958 年 7 月，刘少奇到山东省寿张县视察，当地干部向他汇报说，玉米、谷子亩产 3 万斤至 5 万斤、地瓜 30 万斤、籽棉 1.5 万斤等，刘少奇赞扬说 ：你们打倒了科学家，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你们都做到了。这是一个革命。9 月，刘少奇先后到河北徐水、江苏常熟县等地视察，对当地干部的吹牛、浮夸大加鼓励。例如当常熟县一个乡党委书记告诉他说稻谷亩产 1 万斤时，刘少奇问 ：“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人民日报》1958 年 9月3 日）

当时邓小平作为党中央书记处总书记，主管宣传口的工作，《人民日报》关于各地“放卫星”、亩产数千斤、上万斤的报道，关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之类的口号，大都是经他审查发表的。正是这些宣传报道推动了全国范围的“共产风”、浮夸风。

邓小平在 1958 年 9 月视察东北三省时说 ：“我国的农业关已经基本上过去了”；又说 ：“目前是一个出奇迹的时代，全国粮食产量今年可能增产 100% 以上，而东北三省粮食产量增长不过百分之几十，甚至只有二、三十。这样一比较，东北的农业还没有翻身。”（《人民日报》1958 年 10 月 1 日）

当时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些指标也都是根据各协作区、有关经济部门的一些领导人报告的意见，经党中央集体讨论决定的。例如，北戴河会议提出 1958 年实现 1070 万吨钢、1959 年计划 2700 万吨钢的指标，就是根据冶金部、各协作区报出的产量提出来的。当时毛泽东反复征求大家意见，大家都说行，没有不同意见。这时到年底还有 4 个月时间，怎能再生产出 700 万吨钢？对此毛泽东也是怀疑的。他当时引用唐朝李商隐的诗句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表示了自己的担心、无奈的心情。（《中国共产党六十年大事简介》，国防大学出版社 1985 年 7 月出版，第 95 － 103 页）

1958 年全国农业呈现一片大丰收景象，各地干部都是一片“产量翻番”的声音。8 月间毛泽东亲自到河北、河南和山东的农村视察，总是反复地盯着一个问题问 ：粮食产量翻番有把握吗？有保证没有？如何实现？有什么措施？从各级干部中得到的回答都是肯定的、毫不含糊的。在北戴河会议上，农林口上报的汇总的粮食产量指标超过 1 万亿斤。毛泽东说 ：搞不了这么多。经与农林口商议压到 5000 － 6000 亿斤（相当平均亩产 300 － 350 斤）。农林口负责人说 ：不能再压了，再压就打击群众的积极性了。1959年计划 8000 亿斤也就这样提出来了。

以上情况清楚地说明，在“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等错误中，毛泽东并不是发明人和倡导者，当时处于一线领导工作的刘、邓起了主要作用。当时全党上下都急于把国家经济搞上去，没有人能脱离形势的影响。但是比较说来，当时毛泽东无论在理论上、实践上都比其他领导人清醒得多、冷静得多。他一方面肯定干部群众的革命热情，但又多次对干部的头脑过热、吹牛浮夸现象泼冷水。

早在 1958 年 3 月成都会议上，辽宁省提出两年实现亩产 4 百斤。毛泽东说 ：“不要吹得太大，这么个快法，我有点发愁。”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提出河南省粮食产量可增产 几百亿斤，为此受到毛泽东的批评 ：“形‘左’实右，缺 乏经验，不深入群众。”在 4 月于武汉召开的一次部分省委 书记汇报会上，当听到有几个省汇报中有“一年翻一番”、 “一年完成三年规划”、“三年实现水利化”等口号时，毛泽东当即提出质疑，多次插话说 ：“你们怎么能一年实现绿 化？”“一年消灭四害？”“你们能三年改变面貌很好，但我 表示怀疑”、“宣布完成水利化、绿化、‘四无’是危险的”。（转 引自《毛泽东传 1949 － 1976》（上）第 808 页）

1958 年 8 月，毛泽东去天津新意村参观稻田，有关领导汇报说亩产可达 10 万斤，毛泽东听后摇头，表示不相信，并说 ：不可能的事，你没有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是“放大炮”。《人民日报》上曾登过一幅照片 ：五个小女娃嬉戏地站在稻秧上。毛泽东看后摇头，风趣地说 ：娃娃，下来吧，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 ；又说 ：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种过地的，亩产 10 万斤，堆都堆不起来么！有一次外国朋友问毛泽东，亩产万斤的奇迹是怎样创造出来的，他一笑置之，说 ：不要相信这些骗人的数字。（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第 138 － 139 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5年版）

当时邓小平主管的《人民日报》、新华社在对“共产风”、浮夸风的宣传报道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从 1958年 6 月 8 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 5 亩小麦平均亩产达 2105 斤的消息起 ；6 月 12 日又报道了该社2.9 亩小麦试验田亩产达 3530 斤的第二颗卫星 ；6 月 16 日新华社报道了湖北谷城县星光社某试验田小麦亩产 4353 斤的卫星 ；6 月 23 日《人民日报》报道了该县先锋农业社小麦试验田亩产 4689 斤的经验。

宣传通讯上关于各地放卫星的报道仍在不断升级。7月 12 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河南省西平县城关镇和平农业社 2 亩小麦创亩产 7320 斤的纪录 ；7 月 18 日报道了福建省闽侯县连板农业社 2.6 亩早稻试验田亩产 5806 斤的卫星 ；7月 25 日新华社报道了江西省波阳县桂湖农业社试验田早稻亩产 9175 斤的卫星 ；7 月 31 日报道了湖北省应城县春光农业社早稻亩产 10597 斤的卫星，8 月 13 日新华社报道湖北省麻城县溪建园一社早稻亩产 36900 斤，9 月 5 日《人民日报》报道广东省连县某社的 1.7 亩试验田中稻亩产 60437斤，……。宣传报道的各地产量一个比一个更高。截止 1958 年 9 月 25 日资料，报道小麦亩产最高的是青海柴达木盆地赛什克农场第一生产队的 8586 斤，稻谷亩产最高的是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的 130435 斤。

据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的吴冷西的回忆，从 1958 年 3 月起至 11 月间，毛泽东多次找他谈话，要求《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要敢于抵制“五风”和虚假宣传，多次指出 ：“报纸报道上，不要尽唱高调”，“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新闻工作者要头脑冷静，实事求是，报道时要弄清事实真相”。“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等等。但由于当时刘少奇主张“不能马上转，不能全面转，而是要逐步转”，受其影响，因而使“五风”现象在 1958 年下半年持续不止。（吴冷西《忆毛主席》第 108 － 113 页）

面对一些“左”的口号和虚假的宣传报道，毛泽东越来越持怀疑态度。毛泽东于 1958 年 10 月，即先后派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等深入河南调查，弄清事实真相。在此之 前他自己也亲自到河北、天津调查了解情况。当问题充分 暴露出来后，党中央首先提出纠“左”，批判高指标、瞎指挥、 “共产风”、浮夸风的正是毛泽东。从 1958 年 11 月的中央郑州工作会议、武昌会议到 1959 年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直到庐山会议，接连几次会议主调都是批评“五风”、纠正“左”的错误。

例如在 1958 年 11 月郑州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多次讲话，批评有些人急于想使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以及企图废除商品生产的错误主张。他还说 ：“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今年的九千亿斤粮食，最多是七千四百亿斤”。“人民是骗不了的。过去的战报，谎报战绩只能欺骗人民，欺骗不了敌人，敌人看了好笑。”（《毛泽东文集》第五卷第 434 －435 页）

在 1958 年 11 月中央召开的武昌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特别提出要“压缩空气”，把高指标压下来。他讲 ：“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要减轻一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 500 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 1900 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多。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多少人力财力？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 5000 万人。死 5000 万人，你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要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明年 3000 万吨钢究竟要不要定这么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紧，有断弦的危险。”毛泽东还指出 ：“关于生产指标问题，究竟什么指标为好？你们现在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不仅要做机会主义，我已经是机会主义，我就是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上，为此而奋斗。不牵累别人，将来算起账来的时候，不打你们，打我。因为我在这里反冒进。以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选自毛泽东在 1958 年 11 月 21 日、23 日武昌等会议上的讲话）

这里清楚地看出，毛泽东当时反对高指标、虚报浮夸、反对“共产风”的态度是多么地鲜明、尖锐。在这个问题上，他甚至称自己要当“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到底，一直到开除党籍”。这种批评和反对声音，当时党中央除了毛泽东还有其他人吗？没有。毛泽东在多次批评中称作“你们”、 “你”、“人家”、“别人”的，正是在 1958 年处于一线领导工作、积极提出高指标、带头宣传“五风”的领导人。毛泽东纠 “左”的阻力当然主要也是来自这些人。为了纠错，毛泽东并且自己带头作自我批评、承认错误、承担责任，并在政 策和管理体制上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和改进。由于毛泽东的 一系列努力，使“五风”终于在 1959 年之后逐渐停止。设想，如果不是毛泽东当时头脑清醒，及时发现问题、纠正错误，那么“五风”造成的恶果还将继续扩大。正如薄一波在其 回忆中说 ：如果不是毛泽东找出问题所在，“我们的事业就 可能被‘共产风’所葬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 件的回顾》下卷，第 850 页）

从毛泽东那段时间的一系列讲活，可以看出他的态度是明朗的 ：“大跃进”成绩是主要的，但问题也不少。在他看来，“左”的错误、“五风”必须坚决克服，但干部群众的热情、积极性必须保护，不能给群众泼冷水，气可鼓而不可泄。——站在全党工作大局考虑，这种态度是负责任的。

毛泽东在批评错误的同时，十分注重对“大跃进”中的积极分子，包括宣传“共产风”、“浮夸风”的干部加以保护。在整个纠错过程中，都自己承担责任，“不牵累别人”。人们知道 ：从 1956 年起毛泽东就曾多次提出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并逐步从党中央领导岗位上退下来。有意推出刘少奇、邓小平于第一线，以实现自己培养接班人的夙愿。根据毛泽东的提议，1958 年 11 月党的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并推荐刘少奇接任这一职务。1959年 4 月召开第二届全国人大会议，在会上刘少奇即正式当选为国家主席。这清楚地说明，尽管在“大跃进”领导工作中刘、邓等“头脑发热”，搞了“共产风”、浮夸风，招致重大损失，但毛泽东并未追究他们的责任，而仍然对其充分相信，并委以重任，使党中央领导班子过渡的部署顺利实施。这里充分体现出毛泽东完全以党的大局为重、对属下关心爱护、大公无私、宽宏大量的伟人胸怀，在这一点上无人可比！

后来邓小平在 1980 年曾经说 ：“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296 页）然而，这里却回避了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即 ：大跃进难道是毛泽东头脑发热吗？大跃进中的“共产风”、浮夸风究竟是谁宣传起来的？又是谁最先发现“共产风”、浮夸风问题并给予了坚决批评和纠正的？怎能一个“大家都头脑发热”就可解释了？

诚如邓小平所说，当时的错误是党中央集体犯的，没有任何领导人提出过反对意见，包括他自己和陈云等，然而为什么有人却又攻击毛泽东所谓“在五八年大跃进中搞一言堂、个人专断、听不得不同意见”等等，致使多年来的大量宣传、文章把“共产风”、“穷过渡”、浮夸风、平均主义等种种罪名都扣在毛泽东的头上？对于这样肆意混淆是非、篡改历史、挟私嫁祸的行为，人们岂不是看得越来越清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