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非梦 | 序
愚园路311号，1966年11月6日在此开会通过成立“工总司”。
1966 年 11 月 9 日，在文化广场召开的“工总司”成立大会现场。图为上海铁路局装卸机械修理厂谢鹏飞在控诉所遭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迫害。
“工总司”成立宣言
“工总司”主办的《工人造反报》1966 年 12 月 28 日创刊发行。
“工总司”袖章
1966 年 11 月 12 日，张春桥(卡车上右二)在安亭与工人谈判现场。
1967 年“一月革命”后在安亭拍摄。前排右起谢鹏飞、缪南生、潘国平、王洪文、唐文兰、王秀珍、 程琳；中排右起黄金海、廖祖康、刘荣根、房佩仙、徐洪源;后排右起陈阿大、xxx。
1967 年“一月革命”后在安亭拍摄，前排右六黄金海。
晚年黄金海
黄金海书法作品摘选
重要更正
前发出的《十年非梦——黄金海回忆录》“前言”之第八段，作者原稿上写到：《上海滩》杂志曾刊登了一个“惊天大案”，即原“上海市直机关联络站”头头郭仁杰被张春桥、徐景贤、游雪涛害死后，又逼殡仪馆立即火化，毁尸灭迹。徐景贤为此聘了律师要起诉《上海滩》，后因承受不起所需费用而作罢。此版“回忆录”发出后，有些知情人提出，《上海滩》从来没有刊发过“回忆录·前言”中讲述的这个“惊天大案”。经请何蜀先生查证，这个“惊天大案”的内容系出自小说《疯狂的上海》，确实与《上海滩》无关。为此，我们对“回忆录·前言”第八段作了修订，作为《十年非梦——黄金海回忆录（修订版）》重发，并非常感谢帮助指正和查证的各位！
对因作者记忆有误造成失实指责《上海滩》，而在校核中又没能发现纠正，谨在此向《上海滩》郑重道歉！
编 者
2020年10月14日
《十年非梦》编辑说明
一、黄金海，生于1935年5月，因病于2015年7月去世。原是上海国棉三十一厂工人，1965年曾被评为上海市五好工人。
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黄金海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投入运动，却因写了批评党支部的大字报而遭到有组织的围攻、打击，愤而造反，参加了发起成立上海“工总司”的活动，是筹建“工总司”的主要成员。“安亭事件”后，先后任“工总司”多个部门的负责人，是“工总司”总部领导核心班子的主要成员，在稳固、发展“工总司”组织中起了重要作用。
1968年组建上海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宣队）时，黄金海受命组建进驻财贸系统的市工宣队第六办公室（六办）并任主要负责人，稍后又被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任命为市革会财贸组负责人，继而任主要负责人。黄在掌管财贸系统的八年中坚持贯彻毛主席关于财贸工作的指示，积极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虚心向财贸系统的干部职工学习，在市革会、市委的领导、支持下认真负责地做好交付给他的工作。
黄金海无论是在“工总司”总部工作时，或任职市革会财贸组负责人时，对工作一贯认真负责，尤其是他不怕困难、好学上进，敢言、敢干、敢负责任，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工作能力。在上海文革运动涌现出来的工人新干部中，黄金海是位突出的、优秀的代表！
黄金海在上海文革中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上海市革会常委，上海“工总司（工代会）”委员、五届上海总工会常委。
1976年10月，黄金海因参加文革运动的问题，先被“隔离审查”，又被逮捕关押，后以“反革命罪”判刑15年，附加剥夺政治权利3年。
二、黄金海生前经几年的努力，撰写出自己的“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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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口述史小组”的吴畅畅、白洪谭、施畅、戴亨辰、熊琦等同学一起把黄金海的“回忆录（原稿）”整理后转录成电子版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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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海去世后，佣耕先生对回忆录再次作了文字编辑、整理和史料充实等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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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昌明和陈恩伯又在此基础上对回忆录作了最后的校核，形成这份《十年非梦——黄金海回忆录》（修订版）。
在校核时，对原文稿的结构和主要内容基本保持了原状。校核中对存在的人名、地名和时间的错误，以及错字（词）作了订正；对不大通顺的语句、段落作了适当的修改、调整，前后重复的叙事作了些整合；有些引用的文章也作了适当的删节；这些都在文中直接改动了。对文中有些叙事认为需作必要说明的，或认为所叙有误的，则在其后以“【叶注：】”、“【陈注：】”来说明，或提供其他有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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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海回忆录从“原稿”到如今的《十年非梦》（修订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口述史小组”的同学和其指导老师们功不可抹，谨向他们表示感谢！
佣耕先生对黄金海“回忆录”作了认真、细致的编辑整理，谨向佣耕先生致谢、致敬！
《十年非梦——黄金海回忆录》在最终完成过程中，也得到了叶昌明、陈恩伯、阳和平、李逊、许东杰和有关人士的支持、帮助，也特此致谢！
编 者
秉笔直言 黄金十年（代序）
父亲已谢世五年了，他一生为人真诚正直，为后人留下真实可信的历史，是他的心愿。这份回忆录，就是他的亲历、亲见、亲闻的真实记录。我遵父嘱，请他的几位老友，对回忆录作了整理、校核和文字润泽。
回忆录简要回顾了父亲在新中国得到翻身解放的喜悦，对毛主席、共产党的感恩之情，以及他努力工作、学习的情景。重点叙述的则是他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积极投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诸多经历。这份回忆录是父亲对上海文革风云所作的部分实录，内中虽包含有他个人的感情色彩，也会有因见识不到处的局限性。但父亲在写回忆录时，一直坚持的态度就是尊重历史事实，秉笔直言、不编造、不虚夸。当然，因为父亲年老和缺少资料的关系，虽经多位长辈和学者的帮助，也难免仍有疏漏不足之处，欢迎知情者指正！
发表父亲的这份回忆录，既是实现了父亲的遗愿，也是对父亲谢世五周年的纪念！
借此，向关心和帮助回忆录的整理、发表的诸长辈、诸学者，谨深致感谢！
黄金海之子 黄肇敏
2020年7月13日
目录
重要更正
《十年非梦》编辑说明
秉笔直言黄金十年（代序）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苦尽甘来两重天党的恩情可比山
一、童奴生活
二、翻天了，真的翻天了！不是梦！
三、经受过阻力的美满婚姻
第二章 文革风暴平地起欲置度外不由己
一、一张大字报引来“杀身之祸”
二、上海市暗度陈仓，大整群众黑材料
三、工人按“十六条”精神，转变斗争路线
第三章 红卫兵大串联上海工运风云起
一、反抗工作组压制，全国红卫兵大串联
二、“万炮齐轰上海市委”
三、上海工人、红卫兵串联，酝酿组织起来
四、“工总司”名称的由来
五、“工总司”《宣言》的产生及其大背景
第四章 “安亭事件”缘何起上海市委耍心计
一、“工总司”成立，上海市委不认可
二、“安亭事件”之辩
三、张春桥妥协，“安亭事件”解决
四、耿金章组织“二兵团”另立门户
五、“工总司”站稳脚跟
第五章 精心制造大分裂 酿成上海大事件
一、曹荻秋支持成立“赤卫队”，分裂上海工人运动
二、“解放日报事件”
三、“色织二十四厂事件”与“康平路事件”
四、“赤卫队”自己把自己搞垮，销声匿迹
第六章 经济主义妖风起上海经济告危急
一、上海市委搅局，经济主义歪风起
二、上海经济出现危机
三、“工总司”组织抵制经济主义
四、成立“上海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
五、“工总司”等造反组织发布两个重要文件
六、毛主席肯定两个文件
七、具体落实阻力大，上海市委不作为
八、一月夺权，上海经济明显好转
九、打倒上海市委大会
第七章 “一月风暴”上海起，偶然存于必然里
一、全面夺权看似偶然却是必然
二、“工总司”等组织极力协调夺权行动
三、从“上海人民公社”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四、夺权非上海首创，是党的自我完善
第八章 夺权虽获大胜利流血斗争更残酷
一、武斗之风刮遍全国
二、武汉“七·二〇事件”石破天惊
三、青浦“农革司”开上海武斗先例
四、上海红卫兵、工人造反派支持青浦革命群众
五、青浦武斗中的几个重要事件
六、利用宝山“杀人”案，军队背后耍阴谋
第九章 一月夺权遭阻击“二次大乱”终平息
一、“二次夺权”的原因及“一·二八炮打张春桥”事件
二、“四·一二炮打张春桥”事件
三、“工总司”内部的山头主义
四、瓦解耿金章分裂势力
五、对其他造反派山头的整合
六、“工总司”总部的内部整合
七、上海“联司”、“支联站”问题
第十章 工人阶级驻上层分管财贸履薄冰
一、工宣队办公室进驻市革会职能部门
二、破财贸系统派系林立问题，从整顿领导班子开始
三、破除官商化，推动财贸系统改革
四、老厂改新，帮助发展生产
五、协调与兄弟省份关系，抓好食品自给
六、以服务人民为宗旨，零售业焕然一新
七、黄金海要入外贸部做副部长吗?
八、上海与外贸部关系紧张的原因
九、带队走访唐山地震灾区
十、调配上海物资支援唐山灾区
第十一章 “武装叛乱”势需要判断有误是实情
一、北京政变，王、张、江、姚四位领导被抓
二、提出组织抗议，草拟标语口号
三、要不要刷大标语举棋不定
四、华国锋、叶剑英等使缓兵之计
五、联络点间缺乏横向联络
六、所谓“反革命武装叛乱”不符合事实
第十二章 身陷囹圄十五载褒贬自会有春秋
一、“天怒”人怨的“保护性隔离”
二、关于专案组追审的几件事
三、谎言漫天的批判会
四、“这个人兔子尾巴长不了”
五、马桥营房的牢狱生活
六、是“党”不要我，不是我不要党
七、我眼中的马天水
八、提篮桥监狱的预审
九、特别荒唐的特别法庭
十、第一看守所的第一轮预审
十一、第一看守所又一轮炒冷饭的审讯
十二、对我的所谓起诉书
十三、辩护人给我“校路子”
十四、对我荒唐的开庭审判
十五、重刑判决，相煎何急
十六、上诉和意料之中的驳回
十七、在提蓝桥监狱服刑的日子
十八、蒙冤十五年，重获自由
前言
问史哪得信如许，唯有实录奠根基。文革虽过去，历史将永存。若要教益后代，必须写作信史，唯有信史才是古今中外史家文化良心的基石。
我是文化大革命历史的见证人。我毫不讳言我在“一月革命风暴”时与王洪文是亲密战友。在这场风暴中，我具有历史现场目击者、亲历者的“证人”身份，是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和见证人之一。如今，我已年逾古稀，来日已少，必须在有生之年记下这段历史，以维系真实的历史。对待历史，如果只讲“正确”而不顾真实，正确也无从谈起。有些人说什么“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等，我认为都是无聊兼无奈的调侃。历史是以事实为灵魂的，而不以成败论英雄，历史的作用不能是为我所用，随意地翻锅盖。离开真实就没有历史，只能沦为欺蒙和愚弄后代子孙的东西。我曾经是上海市五好职工、中共党员，我坚信马列，认为只有忠于事实才能忠于真理。把信史留给后人，才不会愚弄子孙，才不会愧对历史与良知，才能真心从历史中总结出经验和教训。历史是一门以事实为基础的哲学。
曾经震动全中国亿万人民，震惊全世界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历经整整十年，以毛泽东逝世、“四人帮”被抓而宣告终结，迄今已38年。对这段历史如何评价，国内外众说纷纭，各执褒贬。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以党的《决议》形式“盖棺论定”：必须彻底否定，没有一点革命可言。但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与精髓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都不能做出颠扑不破的定论。更何况，在历史长河中要割断这么重要的十年，不是一个《决议》能办得到的，更不是某几位领导人几句话就能彻底否定得了的。检验重大历史事件的标准仍然是实践。千秋功过，应由后代子孙来评定。任何历史总是承前启后、互为因果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发展和结束，也绝不是孤立的、偶然的，或者是某个人的突发奇想，而是有深刻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社会原因，是偶然存在于必然之中。现在有很多中外历史学家在撰写中国近、现（当）代史，而后代还会把我们的现（当）代史当中国近代史，对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加以记述和评论，会有不同的史观争论，见仁见智。仅凭一纸《决议》是不可能扼杀这种争论的，更不可能抹杀这段历史！
自1976年文革结束后，写文革史与文革人物传的出版物层出不穷，五花八门。有的确实是想总结这段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但这是极少数。无须讳言，即使这些作家也不可能不受到政治的影响和制约，其持论不可能摆脱《决议》“彻底否定”的基调，对事实的选择、人物的描述自然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这并不奇怪，也是可以理解的。更多的文人墨客则是看准了商机，写“文革史”、文革“人物传记”，出版社争相出版，不仅可以捞取政治资本，经济上更可大捞一票，有多利可图。于是一些原来很有影响的作者纷纷改行写起了“文革史”和文革“人物传记”。如原来专写科幻小说的名作家叶永烈就写起了文革“人物传记”，原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的负责人严家其也出版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大量初出茅庐的作者也争赶这一浪潮。
言为心声，但未必正确；史为实证，则必须真实，包括细节的真实。诚如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王海光在评介《问史求信集》一书时指出的，要用“近距离观察的视角”来“寻找‘文革’历史的真相”，“对负面人物不随意泼脏水”，理清了许多模糊问题。
曾几何时，乃至现在，仍有一些报刊杂志不断登载一些涉及文革的作品，除了泼妇骂街般的以媚求荣外，内容上不仅歪曲历史、捏造事实、凭空虚构，而且还公然藐视《刑法》，用许多诋毁之词和下流内容，真名真姓地侮辱、诬陷他人，这些行为竟然没受到法律追究。拈举几例：
一本《疯狂的上海》以写惊悚小说的手法胡编乱造了许多骇人听闻的情节，并以其阴暗淫秽的心态极尽夸张之能事，写得下流、无耻，不堪入目，而且其中人物几乎全是真姓实名。众所周知，上海在十年文革中从没发生过枪战武斗，但小说中编造了一个王洪文、廖祖康（王洪文秘书）、陈阿大提着冲锋枪、机关枪冲“二兵团”枪战的情节，而且对耿金章（“二兵团”负责人，书中化名“郭子坤”，但注明是“二兵团”司令）的“娇妇”，一个舞蹈学校的演员，用钳子钳乳房，并且说该演员“怀孕八个月了”竟被用汽油活活烧死……
《疯狂的上海》还捏造了一个“惊天大案”：张春桥、徐景贤、游雪涛将“市直机关联络站”头头郭仁杰（书中改为柯仁俊）从七楼推下致死，并逼殡仪馆当即火化，以毁尸灭迹……若真有此惨绝暴行，必难瞒天过海，却为何不见于张春桥、徐景贤、游雪涛的起诉书?值得一提的是，这则惊悚“大案”在该书刊发后，一天徐景贤家里（其时徐正在提篮桥上海市监狱服刑）突然来了一个青年，敲开门后从包里取出榔头、药水企图对其爱人葛蕴芳行凶。幸好徐景贤女婿也在，与之搏斗，该青年行凶未遂弃下凶器逃窜。这是否为郭仁杰报复?有关部门追查一番，最后不了了之。该小说出版于1986年9月，而新《刑法》于1980年就生效了。新《刑法》中明文规定，对在押犯人也不允许加以诬陷，否则构成犯罪，应受法律追究。但写有这种诬陷文字的小说，不仅公然出版且无人追究！徐景贤在狱中曾请了律师欲起诉《疯狂的上海》作者，但又对律师要去作者和出版社所在省市调查的费用承受不了，徐无奈只好作罢。
还有篇小说，其中有段奇文：王洪文当上党中央副主席后，马天水设宴为其接风。酒过三巡，王洪文站起来，拿了一只高脚杯放在肩膀上，说：“陈阿大你拿枪对杯子打，我要是皱一下眉头，就算不上党中央副主席！”——描写得活像上海当年的青红帮老大——陈阿大拿起一支小口径步枪，呯地一声，王洪文果然眉头都没皱，原来陈阿大将枪拿倒了，将后面的王明彪（是指王明龙）“眼睛打瞎了”……如此无耻又无知地信口雌黄！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小口径步枪和普通步枪差不多长，怎么可能拿倒呢?这种枪100公尺内有很大杀伤力，如果王明彪（龙）眼睛被打瞎，脑袋岂能不开花?王明彪（龙）至今健在，就住在上海，两眼炯炯。更何况那时根本不存在接风的事，而且哪有吃饭带枪的?纯属作者胡编乱造，欺世盗名！
社会科学院严家其写的《十年文革史》我没看到。起初，我在狱中看到《人民日报》刊文对该书评价甚高。但“六四”事件后，严逃往美国大骂共产党，又看到同一家报纸对严的那本书大加批判起来，说是“道听途说、剪剪贴贴”。足见他们的所谓历史只不过是按政治需要打扮出来的！
我国著名女作家戴厚英在一次全国青年作家讲习班上言道：“现在有些作家爱写文革史，竟把张春桥和他叛徒老婆文静的床上絮语也写出来了。我不知道这些作家从哪儿搞到的这一材料?是不是躲在他们床底下偷听的?……绝对是凭空编造的！”
借为文革撰史之名，真姓实名地编造事实，侮辱人格、侵犯人权，堪为出版史上的荒唐奇迹！古今中外出书者皆应文责自负，这些人却不受追究，无须负法律责任！
最应该一提的是专写文革“人物传记”的“大师”、“权威”，红极一时也最具欺骗性的叶永烈。比之胡月伟之流，叶永烈被称为“正人君子”、“严谨作家”、“权威”。他不仅写了大量文革“人物传记”，2009年3月人民日报出版社还出版了他的《“四人帮”兴亡》（以下称《兴亡》），他在该书的序言中大言不惭地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一九七六年十月‘上海帮’（四人帮）的出现、发展以及覆灭这一当代重大历史题材，也没有相应的文学长篇，我决心填补这两个空白。”乖乖，好大口气，叶永烈可真是奇才，他的书竟能同时填补历史和文学两个空白！他用文学的笔法写历史，真不知后世史学界、文学界会怎样来评价这位“奇才”的“文采”！我既不懂文学也不熟历史，但我知道《三国志》和《三国演义》属于两种不同的范畴：《三国志》是历史范畴，必须以史实为根据，容不得作者主观臆造随心篡写；而《三国演义》是文学作品，可以虚构情节、设置悬念，以满足欣赏要求，即便如此，对重大史实也不能歪曲。
叶永烈在《兴亡》中自称查阅了大量的档案史料，并采访了许多历史人物，包括陈伯达等当时的高层当事人，似乎非常严谨，无可挑剔，不可不信了。为了拜读这位“奇才”的大作，我特地花50元钱买了一本《兴亡》。粗粗一看，大吃一惊，仅对照我直接经历的见闻，就可见他怎样因政治需要，捏造事实、丑化他人，为他的“文学”服务了。我一下子见识到了这位“奇才”伪君子的丑恶！特别是看了《南方周末》刊登的整整半版对叶永烈的访谈，叶说：“我这个人很胆小”，“写历史一定要以历史事实为基础”，“有个作家写一位科学家逝世，临终前吟了一首诗，后来这位科学家的儿子出来说，父亲临终时我一直陪在身边，从未听他吟过这首诗。无奈，那位作者不得不承认是他杜撰出来的”，“这种事我绝对不敢做的。”又说：“写历史如果有1%的虚假，读者有权怀疑你99%的真实性。”多么的冠冕堂皇！看到他在《兴亡》中大量地杜撰，或把许多重大历史事实斩头去尾地论述、引用，完全可以怀疑他那99%的真实性！这里随便拎几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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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戴立清是上海“红色工人造反司令部”司令。还绘声绘色地说“戴司令”带了一批“红色工人”（临时工造反派）去北京，受到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戚本禹等几乎全体中央文革成员的接见，江青听了“戴司令”的控诉后流下了同情的泪水，当即将劳动部、全国总工会的负责人找来，当面训斥道“不为工人服务，你们可以回家去了”。于是“戴司令”在江青的支持下回上海大搞经济主义，“上海的经济主义妖风刮起莫过于戴司令”……
戴立清当时是“工总司”总部的主要领导成员，我和他在一起工作过很长时间。他从来没参加过“红色工人”组织，更扯不上当什么“司令“，也从未见过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上海是有个“红色工人造反司令部”，“司令”叫费敏章，不久就解散了，也从未去北京受中央文革小组的接见。戴立清现在还健在，可以对证。【叶注：戴立清已于2019年5月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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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永烈说访问过陈伯达等人——这是事实——访问中讲到陈曾被捕一事。陈讲的是当时安子文等61个叛徒（因是北方局刘少奇同意他们给国民党写悔过书的，现在已平反了）都是签名“自首”后放出来的，陈伯达没有签名，而是因病危取保出来的。可叶永烈仍然写陈是叛徒。此事我并不清楚，本无权发言，只是看到陈伯达儿子整理的回忆录，才知道叶永烈采访归采访，写还是按他自己的一套写，对此陈伯达儿子十分气愤。这类事一般人不知道，但会有知道的人出来揭穿。这说明，不管采访多少人，都不能证明叶永烈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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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王洪文“当兵不是好兵”，在朝鲜战场上怕死，不肯接受命令，当逃兵。但又不得不承认王戴大红花，在部队入了党；说王“当工人不是好工人，整天香烟老酒”。又不得不承认，王在党支部改选时高票当选党支部委员，又被提拔为保卫科干部；又说王“偷厂里的花布做衬衫”，还有群众“当众要他脱下来”。可是国棉十七厂只做白坯龙头细布，根本没有印花车间，哪来的花布?真是自打耳光，头都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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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我说成“阿飞司令”，“一副流氓相，一口流氓腔”……实际上我是1965年上海市五好职工，所带的甲班车床组也评为上海市五好小组。我作为革新能手，厂部光荣栏里的大幅照片直到文革开始时还挂着。
这些例子只不过是随手拈来的。《兴亡》中类似造谣惑众，歪曲历史的比比皆是。我将会专题与这位“奇才”商榷！在我看来，叶永烈没有填补文学和历史的空白，倒是填补了胡编乱造学的空白！
总之，歪曲历史、捏造事实，甚至编造黄色下流文字，公然藐视法律的“杰作”，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充斥着中国的报刊杂志和图书。当时我在狱中所能看到的不过九牛之一毛，1991年10月出狱后看到了更多，令我“大开眼界”。作为文革历史的参与者、见证人，我非常气愤！我感到有一种责任、一种压力不断地强迫我拿起笔来，写一些自己所经历和知道的历史事实。当然，我只能写我个人的亲历见闻，对不了解的不会去主观臆造。我并不想也不可能对整个文化大革命作出判断，我没有任何个人的功利欲求。我也明白，我写的东西并不符合当代的政治正确，不可能出版，只是想给后人留一点真实的历史，功过由后人来评述。
我已78岁，体力、精力有限，来日苦少，要写点东西自感困难不少。首先是文化水平不高，且从未搞过写作；原来几十本笔记和许多其他资料都被抄光了；文革档案几十年了也未解密，像我这样沪上忌讳的人想去查阅是不可能的，只好依靠回忆。由于记忆不如从前了，难免有差错，不全面。好在只是写一些亲身经历，实话实说，不需要什么文采，无需揣摩当今政治风向，更不需要挖空心思去虚构、编造，投一些人猎奇之所好，平铺直叙即可。光明正大，据实记述，这也算是宪法赋予我这个公民的权利吧。
在浮躁功利的当今，越是没亲历历史的文人，往往越是要写历史，无非是为了名利。社会责任感告诉我，我这亲历亲闻历史的老人应该拿起笔来，当仁不让，为子孙后代说真话、留信史。写此回忆录，有许多老朋友，更有许多新朋友从不同角度为我提供了许多资料。他们中间许多人都是历史当事人和见证者，提供的可称为第一手材料，对我的写作有极大帮助，借此对他们表示诚挚的感谢！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恕我不便在此公开他们的名字。
文革中曾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徐景贤（因反革命罪被判有期徒刑18年）出狱后写过一本《十年一梦》，在香港出版。我看过后，感到他虽然对文化大革命的来龙去脉清清楚楚，上海及中央的许多事情他也是当事人、见证人，但都没勇气如实写出来，还把文化大革命说成一场“梦”。我认为，1966年文革开始时，我们确实满怀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的朴素阶级感情，毛主席说文化大革命是为了反修防修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党中央又发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拥护共产党、拥护毛主席的干部群众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绝对没错的。至于文革的重大意义究竟是什么，怎么才算是走资派，党内是否出现了如此严重的斗争，当时并不是很理解，多少存在一种盲从和迷信。但随着文革运动的深入，很多东西就越来越看清楚了。尤其是毛主席逝世，文革结束后，经过几十年实践的教育，更加清楚了——文革运动根本不是一场梦！基于此，我将这份回忆录定名为《十年非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