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非梦 | 第九章 一月夺权遭阻击 “二次大乱”终平息
一、“二次夺权”的原因及“一·二八炮打张春桥”事件
夺权之后，除了军队使用武力挑起内战，残酷镇压造反派，对抗夺权斗争外，还有另一种对抗，就是旧的习惯势力、无政府主义和个人主义势力掀起的对抗。他们不满新的权力机构，认为只有自己掌了权才叫夺权，于是本能地结合起来对抗新生的权力机构。
1967年上半年，在全国出现了要“第二次大乱”、“权力再分配”、“第二次夺权”的思潮。从时间上看，这同军队镇压造反派几乎同时交叉进行，共同一致地针对文化大革命，针对已经开展的夺权斗争，针对新生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所不同的是，军内某些人是为了保护旧的官僚体制，保护建国17年来形成的官僚关系网和他们的既得利益，而后者与原来的官僚机构、关系网没多大关系，没有多少既得利益要保护，也赞成砸碎旧官僚机器，只是想由他们自己来掌权。这些人不分是与非，不分敌与友，谁掌权都一概反对。说起来，这些人也真是没什么头脑，就算你们掌权了，总有还没掌权的要反你——任何人掌权都会有没掌到权的人反对。不是吗，这样一来，只能是无政府主义，每个人都是一个山头，都是一个司令，行吗？
在封建专制体制下，各种思潮被官僚机构禁锢，不能充分表露。封建时代之后，世界上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无政府主义、空想主义、民粹主义、左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等思潮都会出来表演一番。文化大革命是人类的一次思想大解放运动，官僚体系受到强烈冲击，各种思潮的表演也尤为充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就是典型的表现。当然，这里面不乏被打倒的官僚不甘心失败，利用这种思潮来阻击夺权斗争。
上海在1967年夺权之初，就发生了所谓“炮打张春桥”事件，背景至今也没搞清楚，但同当时全国夺权决胜阶段所出现的要“第二次大乱”、“权力再分配”、“第二次夺权”思潮是吻合的。其矛头看似只针对新生权力机构中的某个或某几个人，实质上是直接反对党中央支持的夺权斗争。
上海一月夺权初期，就有几次流产的红卫兵夺权。前面已经讲了，那只能算闹剧。虽然上海人民公社也有红卫兵参加，但只是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少数红卫兵组织参加，而不可能每个组织、每个人都参加。没进入权力机构的组织的一些头头，认为是张春桥排斥异己，两面派。在怀疑一切的思潮中，“红革会”早就组织上海师院“红革会”池东明为首的调查组，暗中调查张春桥，他们找到还在“牛棚”里接受审查的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霍言之凿凿地对红卫兵小将说：“我拿脑袋担保，张春桥是个叛徒。”池东明回上海汇报了外调结果，所以“红革会”总部对张春桥早有怀疑。但当时上海人民公社尚未组建，他们也就没流露什么。上海人民公社刚开始筹建，1月24日，“红革会”就在市内贴出大字报《为什么——二十问张春桥》，并贴出“坚决反对目前成立以张春桥为首的新市委”的大标语。
我当时就感到，他们明知张春桥、姚文元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来上海参加领导工作的，大字报和标语早不贴晚不贴，偏偏在要筹建上海人民公社时贴出来，背景显然不一般。而且，张春桥从未被捕过，怎么成了叛徒呢？
“红革会”是当时上海30多所高校中最大的红卫兵组织，全称是“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总部常委缪才生、马立新、劳元一、李功佐等大多是来自复旦大学、上海师院、上海交大等校的红卫兵头头。“红革会”一直和“工总司”并肩战斗，分别是全市最大的学生、工人革命群众组织，所以“红革会”的大字报一出，在全市影响极大。
1月27日，“红革会”深夜派人将“市直机关联络站”头头徐景贤“绑架”到复旦大学。他们认为徐景贤和张春桥、姚文元关系密切，是“材料袋”，可以从他口里弄到张的材料。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在1月23日下发的文件中引用了毛主席的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张春桥要上海警备区派部队将徐景贤救出来，警备区派警备师的政委徐海涛带了一批战士去复旦大学要人，遭到红卫兵抵制，徐海涛也遭到围攻。交涉未果，徐就带兵撤了，并没发生冲突。但这激起了学生的愤怒。
第二天，1月28日，张春桥、姚文元在工业展览馆的咖啡厅接见“红革会”及各高校的红卫兵负责人，足足被围攻、责骂了五六个小时。这就是后来所谓的“一·二八炮打张春桥”事件。
1月29日，“红革会”联合八个红卫兵组织在复旦大礼堂召开“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会上决定第二天在人民广场召开全市“炮打张春桥”大会。
一开始，我们看到外面“炮打张春桥”的标语、传单，也不知道怎么一回事。“红革会”平时重大行动总和我们“工总司”联系一下的，但这次像“解放日报事件”一样，一点招呼也没打。当时总部决定，既不反对也不介入，并通知各基层造反队不要卷入“炮打”行动，也不要表态。
1月28日晚，王洪文通知我第二天晚上去兴国招待所开会。29日晚去后看到张春桥和王洪文先到了，还有潘国平、耿金章、陈阿大和北京红卫兵包炮等人。会上张春桥介绍了昨天被围困五六个小时遭到责骂的情况，以及徐景贤、郭仁杰（市“机联站”负责人之一）被绑架的情况。张的意思一听就明白，是企图要“工总司”介入。会上陈阿大、耿金章表现非常激烈，说这是矛头针对无产阶级司令部，要找他们算账，要揪出他们的坏头头等。王洪文只是附和，没明确表态，也没有表示要采取什么行动。从我个人来说，内心里对“红革会”、“炮司”、“红三司”印象不错。文革初我曾和“红革会”一起搞过一本《工学运动》刊物。*【叶注：《工学运动》应是“炮司”的，负责人是复旦学生欧阳钦。】*那时市里许多大的行动，包括建立“工总司”，他们都给予了很大支持和帮助。我虽然不赞成他们“炮打”，认为太莽撞，不珍惜上海的大好形势，但也不赞成“工总司”调人去和红卫兵对抗。在会上我没表态，但也没反对陈阿大、耿金章的意见，只是私下和王洪文说了自己的想法。王洪文只嗯了两下，似乎与我有同感。直言反对派人去复旦的只有包炮，他认为这是把枪口对准红卫兵小将，他更反对组织工人去冲击“红革会”。结果会议没有做出什么决定。张春桥看到王洪文和包炮的态度，似乎也感觉到一点什么，就改口说：“没别的意思，只是想和大家通通气，知道一下这么件事。”
会议结束时已是30日凌晨。出来后王洪文带我们一起去复旦大学看大字报。转了一圈，看到大字报提出的问题较多，口号多，实质揭发的内容没有。霍士廉讲张春桥是叛徒，看来也没有具体内容。我们没去“红革会”，出来的时候也没碰到红卫兵，只发现在车上多了一张“打倒张春桥”的小标语。
这件事，叶永烈在《张春桥传》里写成“二十九日晚，‘红革会’忙着在复旦大学召开‘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的时候，在衡山宾馆，张春桥与王洪文秘密会见，策划着明天的行动……”，还说为了冲击“红革会”30日在人民广场的大会，“工总司”调了几百辆卡车封堵路口等等。这完全是大白天说梦话，一派胡言！事实是，会议30日凌晨结束时，并没有做出什么决定，等我们看完大字报，已是30日上午了。
1月30日早晨，也就是“炮打”事件后第三天，中央文革发来特急电报，指出：“红革会”把矛头指向张春桥、姚文元是完全错误的；绑架徐景贤等人是错误的，要立即放人道歉；扣押解放军政委是绝对不允许的。要复旦红卫兵与头头划清界限，帮他们改正错误，坚持错误将采取必要措施。”
王年一在《大动乱的年代》一书中说，这份电报是张春桥伪造的，还有书说电报是张春桥自己写的，再通过中央文革小组发的。这太自欺欺人了，电报明明是毛主席审阅后由中央文革小组发的，怎么能说是张春桥伪造的呢？这么大的事，张春桥能上欺党中央下骗中央文革小组，一手遮天吗？写书的人自己怕也难相信，所以只能先欺自己再欺别人，伪造历史了。
特急电报传达后，“工总司”还未正式研究措施，下面已经上街宣传电报内容，撕毁或覆盖“炮打”内容的大字报、大标语了。但并未发生与红卫兵冲突的事情，倒是红卫兵自己内部分化，造起反来，贴出了“坏头头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类似标语。特急电报30日早晨就已在全市广泛宣传，红卫兵内部都起来造反揭发“坏头头”了，原计划这天上午召开的“炮打”大会自然就开不成了。
可是叶永烈却大段地胡编乱造，说1月30日“清晨六时，几十辆‘工总司’宣传车驶上街头，几万‘工总司’工人把守交通要道……”，“张春桥双管齐下：广为散发《中央文革小组加急电报》，同时指令‘工总司’冲上街头，使‘红革会’原定两小时后举行的‘炮打张春桥’大游行流产了”。还说：“张春桥通知徐海涛，部队处于戒备状态，随时准备上街镇压游行队伍。”跟他写的科幻小说相比，科学不见了，只剩了幻想。
“一·二八炮打张春桥”事件后一年，“红革会”等红卫兵组织在文化广场召开万人大会，以总结经验教训，振奋精神，重整旗鼓，继续革命为主题。“红革会”派人来“工总司”请我参加大会，并要我在会上讲几句话。我想这件事同王洪文商量他肯定不会同意，因为他忌惮张春桥。于是我没与王商量就决定去参加了，讲话时我虽没说我代表“工总司”，但也没有否定主持人说的“请‘工总司’代表讲话”。其实我也有顾虑，弄不好会得罪张春桥，造成误会。经过再三考虑，我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红革会”、“炮司”、“红三司”等红卫兵在文革初期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说他们在历次斗争中是有很大功劳的，并得到了毛主席、党中央的高度赞扬肯定。这些都是事实，抓不到什么辫子。对“炮打”事件，我按特急电报精神指出，这是错误的，要总结教训。同时，我按张春桥多次讲的“小将犯错误，改了就好”的调子，提出红卫兵不要一蹶不振，要奋发精神，继续革命，表示“工总司”继续和他们战斗在一起、团结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样讲既是从事实出发，又结合中央电报精神和张春桥自己的讲话内容，即使别人有看法，也抓不到什么辫子。
事后，“康办”调研组一份简报汇报了上去，怎么讲的我不知道。王洪文找我谈了一次话，他虽对我的讲话内容没有什么批评，但批评我根本不应该去参加那个大会。我强调当时找不到他，就自己决定去了，并表示大会虽说叫一周年纪念大会，但目的是总结教训，重振旗鼓，并未鼓励“炮打”。谁知就因为此事，我在张春桥眼里成了另类，后来险些付出沉重代价。这是后话。
二、“四·一二炮打张春桥”事件
这是上海第二次“炮打张春桥”事件。
1967年4月12日，文汇报社成立了一个“为什么战斗队”，是原来报社夺权的“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头头朱锡琪等人搞起来的。他们在报社内部贴出《十个为什么？》，责问张春桥。王洪文、叶昌明、戴立清带了总部几个工作人员去报社看了大字报，认为都是些道听途说的东西，比如什么什么大会张春桥没出席，什么什么场合没见到张春桥等等，没一点实质内容。王洪文就找到“为什么战斗队”负责人，批评他们大方向错了，是破坏上海大好形势，干扰斗争大方向。这时正好海军政委李作鹏有个讲话，否定了当时张春桥的南京军区第一政委、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职务都被撤掉的传闻。
“工总司”总部没有做调人的决定，但一些基层造反队因为第一次“炮打”时中央文革发来了特急电报，这次自发地调了一些人去了文汇报社，我们厂也去了一卡车人，报社门口马路上一下拥了不少人。我闻讯后叫我们厂的人全部回去。“工总司”的人始终没进入报社，也没发生任何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战斗队”负责人邵传烈做了自我批评，表示会撤掉大字报。事件前后仅两三天，没多大影响。这个事件的起因和第二军医大学“红旗”、“红纵“两派有关，张春桥被撤职之类的传言也是从部队传出来的。“红旗”有一个人曾在“工总司”帮忙工作过，想做“工总司”的工作，希望支持，被戴立清批评了一顿，在总部贴的一张大标语也被撕了。当时文汇报社内贴出《十个为什么？》大字报，第二军医大学在外面呼应，也贴了大标语。但其他群众组织包括红卫兵都没有响应，影响不大。正因为事件是从军队搞起来的，所以军队领导人李作鹏的讲话一传达，就偃旗息鼓了。
【叶注：关于“4.12炮打事件”，提供我所知的这次“炮打”情况如下，供参考。
叶讲：4月12日一早，外滩等闹市地方出现署名文汇报“为什么战斗队”的大字报传单、大标语，主要内容是问“十个为什么？”其矛头明显指向张春桥。二军大红旗组织和在沪的国防科委研究所等部队单位的“三军无革派”组织也有许多指向张春桥的大字报、大标语。上海社会上顿时引起轰动。“工总司”事先对此没得到一点消息，尤其对文汇报为什么战斗队的行为很惊讶，王洪文在总部紧急召集“工总司”主要成员会议，了解各方情况，讨论对策。王洪文首先要与会各人明确表示对此事的态度，大多数人表明了反对“炮打”的态度，有几个人含糊表示吃不准、不知情况倒底怎样的。王表示了他的反对态度，但讲了他和马天水的意见是暂不公开向外表态，再观察一段动静。总部会议最后决定了对“炮打”坚决反对的态度，通知区县局联络站和下属造反队不得参与“炮打”，对外持“不支持、不表态、不反击”态度。有批穿军装的二军大红旗组织的人员爬上“工总司”大楼外墙的脚手架，掛了一条“誓与工总司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的红布大标语。待他们走后，我们即取下这条红布，在背面写上“牢牢掌握革命斗争大方向”，再掛到外面竹架上。
当天傍晚前，吴法宪、李作鹏和军委办事组都向下作了不支持“炮打”的指示，上海的“炮打”风波终结。晚上文汇报社内已在开会批判几个搞“炮打”的头头了。王洪文当天没带我们去过文汇报社，是当晚报社内批判几个头头时，我和几个总部工作人员闻讯后自去报社看看情况的。
另，二军大红旗组织从无人在“工总司”总部工作。在上海，“工总司”与二军大红纵有往来关系，与红旗组织无往来。】
在整个事件过程中，我守在总部，现场一次也没去过。可是胡月伟在《疯狂的上海》一书中竟说我带了一支“文攻武卫”队伍手持铁棍冲进报社，将几个头头打得“头破血流”。这完全是一派胡言。
我所了解的“四·一二炮打张春桥”事件的真实情况如上所述。叶永烈在书中却偷梁换柱，在张春桥的“狄克”化名上大做文章，还联想到了徐家汇藏书楼，说“主炮手”正是因此遭到迫害，但并未涉及文汇报社的《十个为什么？》。以下就我所知做个辨析：
一、张春桥与鲁迅笔战是子虚乌有
徐家汇藏书楼是怎么被查封的，为什么被查封我不了解，没发言权。叶永烈说是因为张春桥用化名反鲁迅和在历史上脱党、自首的档案都在里面，所以张要作为绝对机密封存起来。我想，里面大概也有安子文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自首证据和曹荻秋在反省院的表现记录，甚至还有更多人的反共启示、申明。但叶永烈给人一个印象，张春桥似乎是为了保守他的“叛徒”罪证，保守江青“三十年代的丑闻”才这样做的。
我很好奇，再细细拜读叶大作家的大作，奇怪张春桥在上世纪30年代初还是20岁不到的娃娃，用化名“狄克”写文章投稿，能说明什么问题？鲁迅也用化名，许多名作家都用化名，张春桥用化名怎么就让叶永烈那样猜忌，那样紧张害怕？
说狄克要抹杀田军（萧军的化名）的文章《八月的乡村》，看来看去也看不出来，而且狄克还说过“对于《八月的乡村》这样的作品应当给予最高的评价”。至于张春桥说作品中一个角色“从一个懒家伙变成一个突击队员”，没能表现出这个人改造转变的过程是怎么样的，以及说田军如再体验一些战地实践，晚一点回来，会写得更深刻，完全是学术上的探讨，有什么可指责的呢？
说狄克“攻击鲁迅”，看来看去也看不出来。叶永烈用狄克给鲁迅的一封信作为张春桥攻击鲁迅的唯一证据，问题是通篇没一点攻击言词。叶先生总是这么自打耳光，还言之切切，自鸣得意，太可笑了。至于鲁迅狠批狄克，也是看来看去看不出来。鲁迅只是不同意张针对《八月的乡村》所讲的，作者写什么都要亲自去体验一下才行——不可能要高尔基先去当码头工人再写书——这属于文艺上不同意见的争论，再正常不过了。
只因为《八月的乡村》作者田军是鲁迅扶植的，序也是鲁迅作的，因此对《八月的乡村》的批评——实际算不上批，只能算是建议——就是“抹杀”这部作品，也就是批鲁迅，这是什么逻辑？鲁迅如果健在，也会横眉冷对叶文痞的。我倒是看到过鲁迅逝世后狄克写的悼文，对鲁迅先生敬重之情溢于言表，沉痛泪别，还对鲁迅身后出现的“苍蝇”的嗡嗡叫声著文痛斥。
二、张春桥、江青是叛徒、特务吗？
叶永烈言之凿凿地说张春桥和江青是叛徒，如果有惊人的证据，我想他决不会有丝毫隐瞒。但看来看去，他所谓的依据，稍有常识，尚有正常思维的人一眼就能断定是捕风捉影、牵强附会的东西。
说张春是叛徒，依据是张和崔万秋“关系密切”，崔万秋是军统情报员，因此张春桥就是特务、叛徒。但我们需要弄清，张与崔关系为什么密切。崔万秋是当时著名的左倾作家，他主持的《火炬》副刊是左倾读物，汇聚了许多左派作家的作品，狄克也经常在上面发表一些文章。至于崔是军统情报员，狄克是否知道，叶永烈没说，大概是没有根据，而决不会是为了包庇狄克。叶永烈不死心，还找了一份双手沾满革命者鲜血的军统特务头子，后来成了“起义将领”的沈醉在“四人帮”被抓之后写的一份材料，但也只是说自己在崔万秋处看到过“穿蹩脚西装的狄克，就是张春桥，我的脑子里也有印象”。沈醉这份材料明显是在启发引导下写的，但也没说他向狄克介绍过自己的军统身份，也没介绍崔万秋是军统情报员。难道见过军统的人就是特务、叛徒？
关于江青是叛徒的胡说，叶永烈表现得更低级，翻了半天只找到两个“证据”。
其一，江青（当时化名李云古）1934年被捕后，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区训练股编审组组长朱大启曾经审迅过江青，朱大启解放后被捕，1958年5月19日在狱中写下的供词中有这样一句：“还有个女的李云古，左翼文化方面的，被捕后我同她谈过话。”
注意：这个反革命分子解放后被捕，直到1975年获释，在所有的交代中都没说到李云古有自首情节。当时他并不知道李云古是江青。
在江青被抓后的1977年1月18日，专案组再找朱大启时，朱仍然不知道李云古就是江青。专案组告诉他李云古就是如今的阶下囚江青，叫他重写一份材料，结果就成了这个样子：
“李云古，女，山东人，左翼文化组织成员。1934年下半年被国民党特工总部上海区逮捕，关押在伪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由上海区训练股审讯组组长赵耀珊在伪公安局特务股楼上审问，我参加过劝降谈话。有一次赵耀珊迫使李云古自首，打李一个耳光，我以伪善面孔劝李自首说：‘你的问题很简单嘛，只要转变就好了。’当时李表现出很可怜的样子，之后李云古就自首了，由训练股长阎松年和赵耀珊经办了自首手续。李的自首登记表和保证书我审查过，其中写了反对共产主义、拥护三民主义等内容。自首登记表和保证书由我报送了南京特工总部……”
叶永烈还说江青“由基督教上海女青年会保释”。
且不说法律程序，既然有自首登记表、保证书，这些物证呢？与江青一起关押的几个人的佐证呢？哪怕一个人他们也没找出来。根据材料，审讯组长赵耀珊是直接办江青（李云古）自首手续的人，他的旁证呢？如果人已经死了，他过去的交代中有没有李云古自首的情节？没有，统统没有，就凭朱大启一个人在江青已被抓的情况下重写的材料，可信吗，可取吗？
从朱大启写的这份材料看，他只不过是一个编审组长，是在审讯时旁边站的角色，上面有审讯组长赵耀珊，再上面还有股长阎松年，怎么能轮到他审查李云古的自首书，还由他报送南京？再则，李云古既然自首了，为什么没承认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大概专案组启发朱大启时，他还没搞清江青什么时候入的党。还有，李云古既然自首释放了，又为何要基督教上海女青年会保出来？
其二，根据叶永烈的叙述，江青在上海的组织联络人孙达生许久不知她的音讯，“后来才知道她关押在上海市公安局。据了解，特务们跟踪的是阿乐，偶然抓住了她，并不知道她的底细。她在狱中只说自己是女工学校的教师。过了一个多月，特务们审不出什么名堂，也就准备放掉她”。“出狱时，要办理例行手续。江青在印有‘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决不参加共产党活动’之类句子的单子上签了‘李云古’。然后，她交保获释。”
注意：这个材料也是江青被捕之后，叶永烈在1993年4月采访来的。
当时上海党组织不清楚江青在青岛时就已入党，计划由孙达生担任江青的入党介绍人。我不知道孙达生当时是否向党组织报告过江青的狱中表现，如果有，几十年来应该会出来证明，为什么在江青被抓很久以后，突然讲出了这么个情节？可能孙达生接受采访时根本没讲过江青自首的情节，而是叶永烈采访归采访，写归写，为使读者感到自己的结论真实、严谨，编出来骗群众的。这也是叶永烈的常用手法了，比如采访陈伯达时陈对他讲得清清楚楚，当年安子文、薄一波等61人都在狱中写了自首书，陈没有签字，而是因淋巴病已病危被保释的，可叶永烈还是写陈伯达是叛徒。
就样认定叛徒，站得住脚吗？能经得历史的检验吗？叶永烈还说这些材料是党中央定他们为叛徒的重要依据。反正人已经打倒了，随他们怎么说了。
这段题外的话写得多了一些，只因看到叶永烈在“四·一二炮打张春桥”事件和狄克问题上大做文章，太气愤了，不得不予以驳斥，插了这许多话。
三、“工总司”内部的山头主义
1967年上半年，在全国夺权取得决定性胜利之际，出现了要搞“第二次大乱”、“权力再分配”的声音，而且在某些部队操纵下，武斗升级，“全面内战”，矛头都对准了新生的权力机构。上海两次炮打张春桥事件，既有内因也有外因，既有下面的因素也有上面的因素，同全国的这股潮流是吻合的。
毛主席1967年2月28日在一份文件上批示：“从上至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的现象，值得注意。”深刻地指出这是“反革命复辟的现象”。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这种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表现得异常尖锐。除了两次“炮打张春桥”外，工人造反派内部的山头主义和社会上的无政府主义，在自认为“失权”的个人主义野心之下结合起来，形成一股比两次“炮打”更大的复辟势力，使斗争变得更加严峻、复杂、激烈。
“工总司”下面拉起的许多兵团，是想要上海第二次大乱的重要因素。这些兵团的背景很复杂，表面上都打着“工总司”旗号，都属于“工总司”造反队。如“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北上返沪一兵团”，是“安亭事件”中被扣在南京那一列车上的一部分人回上海后拉起来的；北上返沪“二兵团”前面也已经讲了，“二兵团”头头耿金章从苏州回来拉起队伍，是受到张春桥支持的，并同他签了第二个五条；此后，陈鸿康等人又拉出一个“工总司钢铁兵团”；王洪文同意陶国正、姜延良拉出一个“野战兵团”；在“解放日报事件”中，坚持不肯撤，骂王洪文要撤出报社是右倾逃跑的孙福祥拉出一个“战到底兵团”。其中影响最大，野心也最大的是耿金章领导的“二兵团”，号称有几十万人。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批判资产阶级路线的斗争中，大家总的方向是一致的，互相虽有矛盾但不大。夺权前后，尤其上海市革委会成立后，在权力分配的问题上，分歧就充分暴露出来了。
对这些兵团山头，我从一起始就非常反感，还曾为此与王洪文吵了一架。我不客气地说：这是“工总司”内部自己搞分裂。当初讨论名称时为什么要一个“总”字，就是为了防止上海工人运动像首都红卫兵那样出了三个司令部，自己内部搞不清。吵过之后，我一气之下回厂不来了，半个多月后总部派戴立清来再三做工作我才回去。
四、瓦解耿金章分裂势力
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后，以耿金章“二兵团”为主，纠集了十几个群众组织，在1967年2月9日下午开会，准备成立“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与上海人民公社对抗。他们还造谣说“上海人民公社中央不知道”，“张春桥有问题”，“要把权夺回来，掌握在左派手中”。耿金章“二兵团”发展到张春桥也难以驾驭了，这样下去势必造成上海第二次大乱。王洪文在总部多数人支持下，也可能得到了张春桥的默许，同意发了“工总司二·一一通告”，揭露了耿金章拉山头搞分裂，搞武斗图享受的事实，号召“二兵团”广大队员同耿金章划清界限。通告受到“二兵团”基层广泛拥护，纷纷起来揭发“二兵团”头头搞分裂的事实。【叶注：“2.11通告”宣布“工总司”其下无“兵团”类组织，不允许“兵团”类组织打“工总司”旗号，也即是撤诮“兵团”类组织。】
王洪文也不满“二兵团”，但他是承认“二兵团”的，因为他清楚“二兵团”后面是张春桥，他不敢得罪张春桥。他当时也不明着跟我讲，也一直不解散“二兵团”。一次“二兵团”刚刚搞起来一个办公室，在长寿路永福路。一天，我没同王洪文商量，从闸北分部曹德宏处调了两卡车人，准备将这个办公室砸掉。正要上去时，王洪文派的几个人突然来了，说不好动，我问为什么，说是春桥同志的意见。张春桥是中央文革的人，又是上海的头头，这下我也没辙了，只好把队伍解散掉，去把耿金章训了一顿。
耿金章原来依靠着张春桥，什么话都听他的，但是上海夺权以后耿好像没有得到多大权力，就搞新的夺权，搞什么“新上海人民公社”，要权力再分配。张春桥感觉耿金章驾驭不了了，就通过王洪文解决耿的问题。王洪文跟我讲：“时间差不多了，可以把耿金章抓起来。”我问王洪文：“这个事情到底张春桥同意不同意，不要弄得像上次一样。”王说：“这是春桥同志的意见。”我说：“既然是春桥同志的意见，我来办。”
搞掉耿金章是有风险的。耿金章号称有几十万人，如果事前泄露了，会引起重大冲突，因为他原来是从国民党军队解放过来的，很有些作战经验。当然，也有有利的一面，“二兵团”基层队员都认为自己是属于“工总司”的，只要“工总司”态度果断、坚决，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震动。关键是抓耿金章必须严格保密，一出手必须成功，时间必须准确无误。
就在“二·一一通告”发出后第二天，耿金章搞了110辆卡车全市大游行，高呼“打倒王洪文，打倒潘国平，打倒黄金海”。游行到三十一棉和十七棉，在厂外转了两圈，声势很大。他们还在全市贴满大标语要和王洪文电视大辩论。
2月25日，我决定动手。我打电话给耿金章，叫他到我们三十一棉来研究电视辩论的事，说王洪文在厂里等你。因为“工总司”总部经常在我们厂召开重要会议，所以他没有怀疑，一口答应了。这天下午，来了三四辆小车，耿金章前呼后拥，带着他的“尖刀班”来了。我事先秘密地布置了100多人，准备好卡车，耿金章来前就将厂里四个大门关掉三个，只留下一号门，耿一进来这个门也关上了。为防泄密，事先总部和区联络站都不知道，也没叫调人应对，这天怎么动手连王洪文都不知道。耿一进门就问：“王洪文呢？”我说在楼上保卫科等着（实际上王没在）。他要上去，我说：“不是辩论吗，你‘二兵团’的来龙去脉我最清楚了，要辩先同我辩，我辩不过你，再叫王洪文来。”耿说我不和你辩，我说我要和你辩，故意抬杠，他发火了。这时我一个手势，上来几个大力士，一下子就把他推上了卡车。耿的“尖刀班”欲动，我叫他们谁也不许动，没你们的事。“尖刀班”中有几个是我们厂的，我一喊他们都退下了。就这样，把耿金章送到了杨浦公安分局。事先王洪文以市革委会名义，已与分局打好招呼了。
耿金章被抓起来以后，我在《造反报》上写了一篇《耿金章是何许人也》，总部也发了通知，“二兵团”旗号撤消。“二兵团”基层队原来就是“工总司”所属，合并工作很顺利，没出现什么反复。
这么简单清楚的事，叶永烈发挥他的幻想特长，胡诌说我将耿送到杨浦公安分局，分局不敢收，因为他们知道耿司令有几十万人马，收了不好办，我骂他们胆小鬼，又将耿送到警备区，廖政国司令员也不肯收，我又和廖吵了一架，骂他胆小鬼等等。真是秃笔生花！
耿被关了两个多月，于5月2日释放。王洪文事先对我说：“春桥的意思可以放了，抓是你抓的，放还是你去放。”我就一个人去了，而不是像叶永烈胡说的“王洪文带着两员大将——黄金海、陈阿大……”。
在提审室里我见了耿金章。他真好像换了一个人，见到我直点头，给他一支烟也不敢接，我说叫你抽你就抽。一点不夸张，他一口气就抽掉了三分之一。我问他两个多月来想得怎么样，他满口说：“总部这样做是对我的爱护，否则我还会犯更大的错误……”我说：“你进步不小呀。如果不把你关一下，在外面真可能被打死。你们砸‘南总’打伤人家那么多人，袁根林到处找你，会放过你？”我当面没讲要放他，只叫他回去再想想。耿走后我对分局的头头宋桂生讲，市革委会的意见可以放了。第二天就把耿金章放了。耿出来后原来的傲气、蛮横一点没了，后来还安排他担任轻工业局基建组的副组长。【叶注：耿放出后，王洪文让他参加“工总司”总部领导班子成员的活动，后随戴立清去市革会解决老大难单位办公室工作，建立市工宣队第三办公室时又随戴在三办科技组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回厂劳动。1974年被安排任市轻工局基建组副组长，耿还是“工总司”委员、市总工会委员。】
五、对其他造反派山头的整合
“工总司二·一一通告”明确“本部不另设兵团”，“今后不准任何组织、任何成员盗用我部名义，扩充人马，组织兵团”。也就是说，“一兵团”、“二兵团”、“三兵团”今后和本部都没有任何关系。
还有一个“钢铁兵团”，头头沈阿友、陈鸿康，坚持分裂主义，在1月7日就公开贴出海报宣布成为独立的“工人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工三司）”，只是袖章还用“工总司”的。
为了解决“工三司”的问题，我带了几个人到第七纺织机械厂，找了“工三司”下面最大组织的负责人秦爱珠（曾在“工总司”总部工作过一段时间），告诉他们：“你们参加的造反队是‘工总司’还是‘工三司’？原来你们叫‘工总司钢铁兵团’，‘二·一一通告’已明确解散“兵团“回归“工总司“造反队，现在‘钢铁兵团’公开打出‘工三司’旗号，这是公然搞分裂。你们看怎么办。”他们异口同声说：“我们从来就是‘工总司’造反队，没承认过‘工三司’。”我说：“那好，你们联系原‘钢铁兵团’的单位，商量一下，如果意见一致，你们内部去造反，回归‘工总司’造反队。”后来七纺机联络了几个原“钢铁兵团”的大单位，造了“工三司”的反，几个头头也没揪出来批斗，“工三司”就彻底解决了。这个组织仅存在了一个多月。
还有“战到底兵团”，全称口气很大，叫“上海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实际上是个大杂烩，头头是孙福祥、赵琳等人。这个兵团是“解放日报事件”中不同意王洪文撤出报社决定，几个要留在报社内的造反队员拉起来的，他们认为王洪文是右倾逃跑，他们要坚持战斗到底，名称由此而来。他们也戴着“工总司”袖章，打着“工总司”名义招摇撞骗。头头赵琳是上海永久自行车厂工人，长期不上班，文革开始后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他也活跃起来，想弄个司令当当。他们没几个人，就几个头头到处钻，收罗了一些被“工总司”和红卫兵开除的人，以及外地留在上海的一些被取缔组织的头头，如被交大开除的红卫兵钱金玲、被“工总司”追究的张婉卿、在北京反聂元梓站不住脚跑到上海的张连生，沆瀣一气。他们尽干一些政治扒手的事。赵琳和钱金玲等人偷了“工总司”杨浦联络站的两枚公章，跑到北京搞了个“驻京联络处”，招摇撞骗。他们还联络外地一些混不下去的头头，招到上海密谋反王洪文，夺“工总司”的大权。这里面有所谓“全国荣复转退捍卫毛泽东思想红旗军”头头张耀武、“全国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上海分队”头头纪林祥、“天津无产阶级大联合造反总部”头头雀鹤亭、冉絮明、曹振猛等人。耿金章大反上海人民公社和“工总司”时，孙福祥等人也积极参与。
所谓“战到底”只是个名头，实际上是空壳子，没什么人，他们乱七八糟的活动也是秘密的、地下的，全国到处钻。因为不明底细，我派了王尧鸿打出“战到底”旗号，进入他们内部。得知他们要在高安路开碰头会议的消息后，总部就派丁德法带了一部分人将会场包围，当场扣了他们30多人，可惜让赵琳、孙福祥溜了。我们表明“工总司”的态度，表示坚决反对“战到底”的分裂行为，教育他们不要上当受骗，去破坏上海的大好形势。不少人都是“工总司”造反队的，不甘心在单位里做普通队员，就跑到外面瞎混，所以经过教育，都表示认错，我们就把他们放了。同时“工总司”发了一个题为《扒手防空洞的战到底该砸》的通告，又连续发了五篇评论，全面揭露了“战到底”的所作所为，战到底就彻底垮了。后来听说孙福祥因为要偷渡，被杨浦公安分局抓起来关了一年多。这件事我不清楚，也没插手。
“野战兵团”是王洪文同意成立的，头头是陶国正、姜延良。这个组织没多少人，一般不戴袖章，要戴也是“工总司”袖章。他们没什么大的活动，影响不大，与“工总司”在观念上行动上是一致的。在“工总司二·一一通告”发表后，“工总司”和“野战兵团”联合发了一个通告，宣布撤消“野战兵团”，将其编入“工总司”造反队。对其整合就此完成。
解决“一兵团”的问题我没直接插手。“一兵团”头头戴祖祥是上钢三厂的，参加过“工总司”的筹备工作。“一兵团”虽说名头很大，人数并不多，没有大的活动，影响也不大。他们和耿金章“二兵团”关系并不密切，“二兵团”多次大的分裂活动，“一兵团”都没调人参与。虽然“二兵团”有时为了虚张声势，把“一兵团”名头也写上，但“一兵团”并没有搞具体活动。叶永烈说“一兵团”也调人参加了“二兵团”制造的“斜桥事件”，而且由戴祖祥任总指挥，完全是捕风捉影，胡说八道。“斜桥事件”这天戴祖祥只是带两个人去现场看了看就离开了。“工总司”为了使“一兵团”归口，在1967年1月11日发过一个题为《姓戴的是什么货色》的通告，内容是揭露戴祖祥有野心，伙同张炳钧等人组织所谓“全国造反派调查团”，以及1966年12月下旬戴等人到北京，一定要江青接见，还同保卫人员发生争执，被张春桥批评后才怏怏离开。到了叶永烈那里，这件事成了“冲击中南海”。实际上戴祖祥他们当时就四个人，怎么冲击中南海？真是捕风捉影。1967年1月13日，戴祖祥到“康办”，要找王洪文谈，王没见他，同意另外约时间。到3月15日，王洪文写了张条子约戴去谈谈，叫岑麒麟去找戴祖祥，实际上是叫岑抓他。戴看到条子就跟岑走了，结果被送到了杨浦公安分局，关了十个月。“一兵团”在“二·一一通告”后就解散，归口合并了，所以我去看了戴祖祥两次后，感到应该放了，就向王洪文提出来。结果农历小年把他放了出来，回家过年。
至于“三兵团”，在1966年12月到总部登记过，当时组织组王明龙、缪南生同意了。我对“三兵团”根本没多少印象。参与“安亭事件”的人一部分到了南京，后来就叫“一兵团”，一部分堵在安亭又北上苏州，后来叫“二兵团”，还有一部分被困上海北站，后步行到安亭汇合，“三兵团”就是这部分人中拉起来的，头头叫佟菊龙。“三兵团”没几个人知道，也没什么活动，只是在有些通告、通令上署有“三兵团”的名字。这也不奇怪，许多通告上一大堆签名，不少仅仅是个人行为，写上个什么组织自称代表这个组织签名，有许多组织听也没听说过。当时不需要盖大印，也没有资格审查这一套，“战到底”就是这样拉大旗扯虎皮的。“工总司二·一一通告”出来后，“三兵团”也销声匿迹了，一点浪花都没有。
整顿兵团，促进大联合对稳定上海的大好形势起了重要作用。
六、“工总司”总部的内部整合
在整顿兵团，消除山头分裂主义的同时，“工总司”内部也曾发生过严重的分裂危机。
“安亭事件”之后，“工总司”总部十分混乱，没有正常的会议制度，也没有严格的人事组织管理，连正常的作息规定都没有。这也是当时客观情况的必然，大家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运动来了一哄而起，互相都不相识，事情也千头万绪，杂乱无章。特别是主要负责人王洪文、潘国平整天不在总部，又不像现在一样有手机，很难找到，大家各行其是又互不通气。大印挂在廖祖康、戴立清身上，随着王洪文走，只有范佐栋常在总部。黄文海（总部秘书组负责人）、徐永德和我都非常着急，王洪文、潘国平在外面的表态总部不知道，甚至工作人员下基层也代表“工总司”表态。更有甚者，认也不认识的人也混在总部当起“接待员”来了，他们的表态也成了“工总司”的态度。下面造反队就各取所需，造成基层矛盾，有的根本不通过总部同意就私自发通告、通令，总部发现后又不得不辟谣。
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1967年初，总部的黄文海伙同部分区联络站头头搞了一个“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造反司令部”（“双造司”），在儿童剧场召开会议，要王洪文、戴立清参加，准备要王洪文交出“工总司”大印。缪南生一看气氛不对，就在门口等王洪文，来晚了的王洪文坐吉普车赶到时被缪拦住，叫他赶紧回去，里面要夺印。王洪文调头就走了。此后没几天，外滩出现“双造司”的标语。后来的结果是黄文海被抓起来，关进了闵行公安分局拘留所。怎么抓的我没参与，不清楚，总部也没研究过这个事。黄文海在被关了半年多后，王洪文在落实老造反政策时，叫我去闵行分局将黄放出来。出来后黄文海就回了沪光灯具厂。
还有一次更让人莫明其妙。1967年2月25日，通知我去静安区文化馆开会，去后发现气氛紧张，卢湾区指挥部张振学调来许多人。我问张怎么回事，他说他也不知道，是总部叫调的。结果什么会也没开，王洪文来了以后就宣布范佐栋是野心家，搞分裂，叫人将他扭送杨浦公安分局了。我感到非常突然，因为总部根本没讨论过此事。我问叶昌明，范究竟有什么问题，叶说他也不知道。过了一周也没见个说法。范佐栋毕竟参加了“工总司”筹备，是“工总司”老常委，是在“工总司”内部极其混乱情况下一直坚持在总部维持正常工作的少数几个常委之一，工作踏实，能力较强，怎么说抓就抓呢？在一次总部开会时我问王洪文：“范佐栋究竟有什么问题？有问题在常委会上摊开来，大家批判他，没问题就该放人。”王洪文也没说出个子丑寅卯来，只说正在审查中。我分析，虽然范佐栋没卷入黄文海的“双造司”活动，但在总部十分混乱的情况下，发发牢骚是有的。在一次闲谈中，范提出常委如三天不到总部上班报到就除名。他当然意有所指，因为总是找不到王洪文、潘国平，总部工作很被动。当时我也有同感。但这只是闲聊而已，并非正式会议的场合或有什么决定，我也没当回事。另外，范佐栋起初在总部出现混乱的情况下做了两次整顿，将许多不是正常抽调上来的闲杂人等清理了回去，其中不少是国棉十七厂的，也有我们国棉三十一厂的人。对此我是支持的，但他是否在整顿中得罪了总部的某些人就不知道了。
【叶注：关于抓范佐栋、黄文海之事，提供另当事人的回忆供参考。
①摘录戴立清回忆录中有关内容于下：
67年2月间范佐栋、黄文海等人擅自以总部全体工作人员名义在机关大楼贴出所谓“决定”，宣称常委和主要成员必须到机关坐班工作，三天不来者就除名。这是把矛头明显指向王洪文、潘国平，企图取而代之。
在此之前，范、黄为了控制总部机关，向王洪文夺权，首先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了我。……一天我突然接到黄文海通知，让我下午到一个什么地方去开会，开什么会也没讲。……由范佐栋、黄文海主持开会，范、黄他们开门见山要我交出工总司秘书组的公章，而理由都是无稽之谈，什么王洪文扶持个人势力，拉“兵团”树实力，什么经常不来总部等……
在对付我的同时，这个“内部造反司令部”在瑞金剧场，纠集了不少人开会，打算用非常手段罢免王洪文，让他交出工总司的公章。……缪南生知道后……在瑞金剧场门外等侯王洪文，把情况汇报了，王洪文立即回转，没有参加他们的会议。
弄清了是那些人在捣鬼的情况，王洪文不动声色，照常工作。在二月底的一天晚上通知总部所有主要成员在静安区文化馆开会。会上王洪文把前阶段在总部内发生的上述一些事情进行了揭露，面对面的批判，最后宣布清除范佐栋、黄文海出总部，解除了“工总司”内部分裂的危险。范在这次会上被抓，关了一段时间后放出回厂劳动。
②叶昌明对此事的回忆：“工总司”初期的总部机关因没有必要的规章制度和组织纪律，显得十分混乱。而总部的一些主要成员经常不在总部，也不告知去向，使得有事时往往找不到负责人，机关工作人员对这种状况有很大意见。范佐栋、黄文海对此加以利用，擅自贴出“布告”称总部常委和组长若三天不来总部就予以除名。我见后很震惊，因我也是常委，事前却毫不知情。这时在总部的上警支左小分队负责人王日初来找我询问，他事前也不知情。我俩认为这情况不正常，应告诉王洪文。当晚我俩找到王洪文，告诉了此事，他事前也不知情，但他只表示知道了，没讲怎么办的话。2月25日白天，王洪文在静安文化馆召集总部主要成员开会，揭批范佐栋、黄文海欲搞“宫廷政变”夺权，随即把范、黄抓送公安局。后来又因怀疑他们搞“新工总司”，调查了一段时间，无证据而不了了之。
范佐栋放出后就回厂劳动。黄文海放出后，曾安排到手工局联络站工作，又因他插手苏南地区武斗和涉“李戚集团”问题被审查，再放出后回厂劳动。但黄在67年底开市工代大会时，仍被安排为“工总司”委员，任至73年。】
范佐栋被关了24天后，审不出什么问题就放了，但“工总司”常委一职不了了之，回了保温瓶二厂。一天，他到设在市总工会的总部来，饭后我和他在大厅里打了羽毛球，结果有人汇报了上去。“康办”开会时王秀珍问我有没有这事，我说有，王说：“你是老造反，就是不做阶级分析。”这么一说我也火大：“你倒说说看，范佐栋是什么阶级，是资产阶级，是反革命？”跟她争了起来。
对兵团和总部的整顿促进了大联合，有力地制止了武斗，防止了分裂动乱，上海出现稳定发展势态。现在一些书上说王洪文整顿是为了排除异己，是大清洗，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尽管当时在处理上存在一些偏颇，如对范佐栋的处理就是不应该的、错误的，对“一兵团”戴祖祥的处理也不是很妥当——“一兵团”并没像“二兵团”那样要搞上海“第二次大乱”，完全可以坐下来谈，毕竟兵团都还是“工总司”的下属单位——但总地来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贯彻中央指示精神，那些行动是卓有成效的，为接下来落实贵阳经验，按系统归口大联合打下了基础。
反过来说，如果不“排除异己”，让山头林立，谁扯上一面旗子都可以进权力机构，怎么做得到？跟着共产党打天下的有那么多人，还有千百万人牺牲了生命，能进入中央委员会的仅几百人，进入政治局的才一二十人，许多出生入死的老红军甚至在修地球、看大门，能说这是排斥异己吗？如果那些人没能当上元帅、没能进入中央就拉杆子搞分裂，一定要“权力再分配”，还是革命吗？那是军阀割据。
七、上海“联司”、“支联站”问题
树欲静而风不止。不久上海又出现一股企图制造第二次大乱，在乱中夺权的势力。
“上柴联司”是上海柴油机厂中的一派，全称是“上海柴油机厂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另一派叫“上海柴油机厂东方红革命造反总部”。“东方红”跟着“工总司”，“联司”则曾跟着“赤卫队”跑。“工总司”是上海最大的工人造反派组织，这个厂的两派都跟“工总司”有联系。“东方红”挂钩“工总司”杨浦区联络站，起来造反较早，人员组成党员、中层干部、积极分子居多。“联司”挂钩“工总司”杨浦分部，起来较晚，人员组成基层群众多。杨浦分部撤销后，“工总司”总部多次做工作，希望两派联合起来，都未果。
两派的实际情况怎么样呢？“东方红”成员中历次政治运动中的依靠对象多、受益者多，“按理“应属保守派，但他们在“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康平路事件”等重大事件中，都积极站在“工总司”一边，成为造反派。而“联司”曾积极参加“赤卫队”的重大活动，成为“赤卫队”体系的一支重要力量。这种现象不仅在上海，就是在全国都是罕见的。造成这样状况的原因，是所处地位的不同，“联司”基本群众多，年青的多，平时受整的多，矛头主要指向厂里中层干部，“东方红”则指向更高层的厂部。【叶注：据《革命造反年代》“砸联司”一章所述：“联司的成员则以青年工人和普通群众居多；还有那些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挨整对像和边缘分子，也是联司的成员和同情者。”这些人……通常都是造反派。然而，因为联司中的一个组织曾经参加过赤卫认，在安亭事件中还为赤卫队印发过《非常大的安亭事件》等传单。联司于是被东方红指为“老保”。】
“东方红”的头头是侯彩琴，“联司”的头头是杨仲池。杨仲池在厂里建立了一支“115战斗队”，实际上是一支打手队，“东方红”的人经常被打后就逃出厂不敢上班。大约在1967年1月底2月初，“东方红”到“工总司”杨浦联络站告“联司”打人，联络站就派二纺机厂的沈克强去上海柴油机厂做调查，结果被“联司”打了一顿并关进了防空洞。沈从下水道逃回联络站汇报了情况。当时联络站负责人刘开宇等人异常气愤，当晚就调了上千人去上柴厂，要求交出凶手。晚上我赶去了解情况，找到刘开宇，得知情况我也十分气愤。厂门口已经围了许多人，工厂大门紧闭着，我们准备找东西撞开大门。就在这时候，王洪文开了辆幸福牌摩托车，后面载着陈阿大来了。开到隆昌路时王竟打瞌睡，车子翻了跟斗，将陈阿大摔了出去，幸好没大碍。王洪文叫大家冷静，说不要动，现在不是时候，他们要表演就让他们演。我从王的话里听出了张春桥的意见，叫我们先不要动这个厂。这可算是第一次打“联司”吧，但并没接触，门都没有进。
这件事是我直接处理的，来龙去脉就是这样。可是叶永烈在《王洪文传》里秃笔生花说：“在‘一月革命’的高潮中，‘联司’干了一件震惊上海的事：突然袭击康平路上张春桥家，翻墙入院，要找张春桥……这还了得！王洪文在一月二十四日晚，率几千‘工总司’造反队员冲入上海柴油机厂，一下子抓去‘联司’二百多人。”这完全是别有用心的胡编。上海除“康平路事件”中“赤卫队”闯入张春桥家外，从来没发生过冲张春桥家的情况。张家在“康办”即市委书记处院內，外面有一个连的警卫，那能容人翻墙入院？如果真发生过这样的事，那确实会“震惊上海”，但怎么上海人从来没有为此震惊过呢？不仅中央文革没一点声音，上海各报也从未报道。叶永烈自称“胆子很小”，“那种杜撰的事绝对不敢作的”，我看他是胆大包天！
经过这件事，“联司”不仅没认错，连丝毫反思都没有，反而变本加厉地挑起厂里武斗——实际上不能算武斗，因为“联司”一动手，“东方红”的人就被打出厂不敢上班，斗不起来。
“联司”后来从厂里到了社会上。这里的背景是，一月风暴后，在上海乃至全国都有一股权力再分配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你掌权我没掌权，我就不服气。1967年2月底，交通大学有个助教全向东（真名汤福坤）到柴油机厂去串联，认为“联司”是真正的造反派，“东方红”中层干部多，党团员多，是保守派，与杨仲池一拍即合。全向东以后成了“联司”的军师，出谋划策。他提出，在一个厂里搞不出什么名堂，要“杀向社会”，将反对上海市革委会，反对“工总司”的工人、学生聚集起来，成立支持“联司”的社会性组织“支持联司联络站”（“支联站”）。
“支联站”搞起来后，就不仅是一个厂里的两派矛盾了，实质上就是拥护还是反对毛主席、党中央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了。全向东的演讲和“支联站“的大字报、大标语的基本观点就是“上海市革委会大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要第二次夺权”，这和当时全国反对新生的权力机构，搞“第二次大乱”，反夺权的思潮是一致的。所以当时毛主席就指出：“从上至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的现象，值得注意。”在“支联站”的鼓惑下，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一些参加过“赤卫队”的人，不滿取消“兵团“的人，自以为在单位里被排挤不得意的人，以及社会上一些唯恐天下不乱的渣子、流氓聚集在“支联站”旗号下，得到了寄托和发泄的机会。
上海市革委会为了妥善处理上柴厂的矛盾，在1967年3月决定派驻沪三军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上柴厂，帮助工作。为什么不让“工总司”派？是为了防止“工总司”带有派性观点，解决不了问题；为什么不单派海军去？是考虑到上柴厂许多干部都是海军转业、复员的，防止卷入派性；为什么不单派陆军去？因为上柴厂的武装部属上海警备区（陆军）管，而且已表态支持“东方红”了，陆军进去可能会引起“联司”的误解。考虑再三，才决定由陆、海、空三军组成宣传队进去，实在是用心良苦。
现在有些书，包括叶永烈的书里说，派三军宣传队是王洪文借解放军镇压“联司”，这是毫无根据的。当时王洪文只是市革委会的六把手，那有权调动三军？王如果真要镇压“联司”，只要调动“工总司”的人就可以压扁“联司”了。
三军宣传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也认为“联司”的大方向错了。这是“联司”和“支联站”自作自受。他们在厂里横行不法，搞武斗打人，造成许多人不敢上班，又发展到社会上，矛头直指毛主席、党中央肯定和批准的新生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这能算革命吗？（对革委会要结合当时的历史看。后来各级革委会被当成“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受到清查，把革委会污名化了。）三军宣传队耐心做“联司”的工作，希望他们改正错误，不要和社会上一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人搅在一起，促进他们搞大联合。但杨仲池利令智昏，根本听不进去，认为三军宣传队是支持“东方红”的，竟然在4月24日晚上将三军支左小分队的办公室砸掉了。这还得了，市三军政法指挥部一举将带头打砸的柏广生和卢伯平拘留，关进上海市公安局。【叶注：上海三军政法指挥部是在对上海公检法正式军管前的临时机构，代行公检法职权，受市革会领导。】
“联司”头头不思悔改，伙同“支联站”一伙人，调了20几辆卡车的人包围、静坐福州路市公安局，要求释放被拘的两个人，致使福州路至人民广场交通严重堵塞。他们又从厂里搬来柴油发电机，在人民广场用卡车拼搭讲台，“联司”、“支联站”的头头，混在里面的流氓、个人野心家、无政府主义者纷纷登台表演，搞演讲、大辩论，观点就是反上海市革委会，认为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还有就是空洞的口号，无非是“野心家”、“排斥异己”之类。这种情况持续了较长时间。当时在广场看热闹的人很多，每天都有上万人，其中不乏反对“联司”、“支联站”观点的人，但是在那个场合，谁要发表反对他们的观点，便立刻遭到围攻，甚至被打。有个女工因为不同意他们观点，不仅挨了打，还被扒光衣服肆意侮辱。在西藏路福州路口、南京路四川路口连续发生两起这类事件，许多市民非常气愤，纷纷到市革委会和“工总司”来信来访，要求取缔这种非法的破坏行径，保障人民的正常生活秩序和生产秩序。
发展到7月中旬，“联司”将“东方红”的一个中层干部，工段党支部书记解福喜绑架后活活打死。叶永烈在《王洪文传》中模模糊糊地说：“在混战之中，出了人命：工具车间工段党支部书记、‘东方红’成员解福喜受了重伤，不久死去！”甚至引用“联司”传单的内容，暗指解福喜是中暑死亡，来为“联司”开脱罪责。
解福喜明明是被绑架后，在毫无反抗能力的情况下被活活打死的，从验尸报告可以充分证明这点。由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法医研究所、上海市公安局有关法医和东方红医院、延安医院、上海市胸科医院、长海医院、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上海市第一医学院、肿瘤医院、华山医院等方面的外科医师、骨科医师、病理科医师、内科医师联合签名的《解剖检验鉴定书及解剖照片》，我现在都保存着。解剖证明，死者“头面部、两上肢、颈部、胸部、肩背部、腹部、腰部、臂部、两下肢有散在大小损伤五十五处，心包腔积血，心外膜积血，软脑膜及脑实体积血……鉴于受伤部位较为集中，尤其臂部为著，说明死者处于无抵抗状态……”
仅仅由于观点不同就被打死，可见“联司”根本不是什么革命派！1976年十月政变后，“联司”头头杨仲池不仅没被治罪，反而作为“革命左派”上调农林部工作，真是是非颠倒，正义荡然无存！
事后，“东方红”抬着解福喜尸体到市革委会游行、静坐，要求惩办凶手。市政法指挥部发了通令，责令“联司”负责人交代打人致死过程，交出凶手名单，但杨仲池置之不理。上海市公安局为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接受广大群众和被害者家属严惩杀人凶手的强烈要求，派了几个民警去上柴厂，要求将打人凶手交出来。杨仲池不仅拒不交人，反而将几个民警也扣了，大盖帽甩了，东西也砸了，还逼迫民警站在桌子上，挂上“我是镇压群众刽子手”的牌子拍照，肆意侮辱。杨仲池还进一步与全向东、陈卜昌（汽车配件厂工人）策划建立全市统一的“支联总部”，企图制造更大的全市性混乱。
历史不能以成败翻锅盖，要尊重事实，要搞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在当时情况下，必须维护人民的生产生活秩序，像“联司”这样严重影响生产和交通，是不能允许的。但由于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现实背景，我们开始一直是坚持做说服教育工作，要照顾许多受蒙蔽的群众，并没有调造反队去制止——尽管完全可以那样做——更没有调军队去镇压。既没有像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那样，用棍棒驱散，更没有像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那样，用机枪坦克镇压。我们相信群众是有觉悟的，他们多行不义必自毙！
但“联司”变本加厉，毫无悔改之意，逼得我们不得不采取行动。
此时接到打入他们内部的陶××传出的消息：7月30日全向东、陈卜昌等人要在泰安路某处召开各区“支联站”头头会议，策划成立“市支联总部”。王洪文得知后，派戴立清等人会同“上体司”头头胡永年调来的“搏斗兵团”一些人，埋伏在泰安路某处附近。为了缩小影响，又要王明龙专门调了冷藏车来装被抓的人。计划是要待全向东们都来后再动手，但有几个人没等全向东到便冲了进去，等全向东、杨仲池到时一看苗头不对就跑掉了，只将陈卜昌等人扭送杨浦公安分局关了起来。“支联总部”流产了，接下来各区的“支联站”也瓦解了，以后全向东逃到外地也被抓了回来。
在这种情况下，“联司”仍不思悔改，在厂里不断挑起武斗，大量的“东方红”成员逃出来在福州路市公安局静坐，要求保护。即使如此，市革委会仍坚持做工作，写了一封《给上海柴油机厂“联司”革命群众的一封公开信》，于8月3日派驻沪三军代表及各新闻单位，开了宣传车去上柴厂宣传。“联司”不仅听不进去，反将三辆宣传车给砸了，一些宣传人员被打，衣服被撕坏，摄像机也被抢了，还有些人被抓进防空洞里。
8月3日下午，在“888”（上海警备区支左办公室电话最后三位数字是“888”，后来大家习惯将“888”代表支左办公室）开会，参加会议的有徐景贤、王承龙、朱玉佩、王洪文、戴立清、王腓利、叶昌明、张宝林，王明龙等人。会上汇报了上午去上柴厂的宣传车被砸的情况，大家听了都非常气愤。怎么办？这时“工总司”的几个人与徐景贤、王承龙等人发生争执，认为市革委会太软弱，事情闹到这种地步还发什么公开信，应该采取强硬措施。王明龙与王承龙还吵了一架，王明龙等几个人走了，车子开到西郊公园，不参加讨论了。经一番劝说，大家晚上又到“康办”继续讨论，王少庸也参加了。最后讨论决定，当夜在人民广场召开大会，召集上海32个群众组织参加，揭发“联司”的暴行，声讨“联司”的坏头头。【叶注：据我回忆的情况是：市革会下午得知“联司”砸了派去的宣传车等情况后，在“康办”开紧急会议商量并决定，当晚12点正在人民广场召开各群众组织声讨“联司”的大会，大会上有群众组织代表、驻沪三军代表发言。王洪文从“康办”打电话到“888”，通知正在待命的我们按各自的分工立即通知、组织参加晚上大会的队伍和车辆。过一会儿“市机联站”头头、市革会办公室负责人王承龙来到“888”，他见我们正忙着在通知各单位调人、调车，就对我们讲晚上大会的队伍和车辆只能由市革会来统一通知、调度。本来总部很多人就不滿王承龙的一贯骄狂姿态，这下就与他吵起来了。我们讲那你去办吧，我们不管了！几个主要成员乘小车一下开到西郊公园停车场，在那里大发王承龙的牢骚。随来的王秀珍和上警支左小分队负责人潘副主任一再劝说我们要以大局为重，大家发泄了一通消了火，就都回到“888”。这时王洪文已在“888”了，他批评了我们几句。王承龙也向我们打招呼，承认了自己也有不是。这样都有了台阶下，就仍按原分工行动。当晚人民广场大会顺利召开，大会结束后各路队伍由各单位带回，市革会和“工总司”的头头们也各自回去休息了。】
当时已是晚上8点多，通知下去到开会时已是夜里12点多了。灯光下，人民广场集中了十多万群众，会上徐景贤、王洪文讲了话，有红卫兵代表发言揭发“联司”的罪行，去上柴厂宣传的新闻单位代表也在大会上揭发“联司”的暴行。会议前后仅开了半个多小时，与会群众已经非常气愤，强烈要求严惩“联司”坏头头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大会上并没有号召大家去砸“联司”，事先也没有这方面的讨论，更没有什么打“联司”的决定，参会的人都是赤手空拳。大会的主要目的是制造舆论，给“联司”施加压力，促使其悔改。
会后，队伍自发地游行，抗议“联司”暴行。冶金局一支队伍游行到南京路外滩时，一辆“联司”的卡车从外白渡桥方向开过来冲撞队伍，撞伤了几个人。冶金局联络站负责人曹可强知道后发火了，带领队伍直接去了上海柴油机厂，但此时队伍仍是赤手空拳的。消息传开后，4日上午许多知情的单位纷纷派人去了上柴厂支援冶金系统的队伍，有些较晚去的队伍也有戴藤帽拿棍子的了。
这时已是8月4日上午了，市革委会和“工总司”的几个负责人本来在大会后都回去睡觉了，得知这一情况，马上赶往上柴厂，同去的有王少庸、徐景贤、王洪文和王承龙、戴立清、王腓利等人。原想到现场看看，做做工作，但到那里看到成千上万的人已包围了上柴厂，车子在外围马路上根本进不去，只好兜个圈子从后面进去。这时现场已经发生了冲突。“联司”占据了一幢办公大楼（又叫“联司”大楼），居高临下，用特制的弹弓发射螺丝帽、铁片，弹伤许多人，戴立清胸前的两支钢笔也被弹断，王腓利腹部被射伤，至今伤疤显见，许多人颈部被弹伤，血流满面。“联司”甚至准备了大量的硫酸瓶往下扔，灼伤了许多人，各种交通工具被组织起来抢救伤员。在这种情况下，王少庸、徐景贤、王洪文等人在旁边一个厂设了个指挥部，决心攻下“联司”大楼，抓住凶手。廖祖康打电话要“消革会”调来几辆消防车，将云梯升到屋顶，用高压水枪压制住上面的“联司”人员，下面才得以冲上去。
那天早上我正在厂里帮助造反队开门整风，有人来讲大量满载造反队的卡车向东去，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找了杨浦区联络站刘开宇，才知道打“联司”了。午饭后我和刘搞了一辆车赶到上柴厂，“联司”大楼已经快要拿下了，“联司”头头正在做最后的挣扎，竟将自制的燃烧瓶往下甩。这也是调来消防车的一个原因。
“联司”大楼上有个剪短发的女的，30来岁，弹弓打得又准又狠，下面许多人被她弹伤。大家情绪非常激动，大叫：“这个小娘捉牢伊非刮刹伊！”【叶注：这是句宁波腔上海话，意指抓住这女的后要打死她。】“联司”大楼拿下后，杨仲池和那个女的被押出来，许多人拥上去要揍他们，但更多的造反派阻止了这种行为。我急忙组织了20多人，手挽手将杨仲池和那个女的围在中间，一直护着他们被押上车开走，我的肩上和背上也挨了不少揍，不然那天杨仲池和那个女真的会被打死。虽然杨仲池从大楼押出时脸上有血，看来被打过，但出来后并未遭打。
为防止外流的“联司”人员反扑，破坏生产，王洪文叫我和戴立清留2000人护厂。因为上柴厂就在江边，我们还到对面中华造船厂调了一艘待修的登陆艇在江面上巡逻，防止他们从江面上反扑。凌晨两点，有人报告厂外路上有一滩血，但找不到死伤的人。大家顿时紧张起来，不知是否“联司”有人回来搞暗杀活动，赶紧将血样送市公安局化验，结果说不是人血，是狗猫或别的动物血。可也没找到死狗，也许狗被撞死后，又被拉走吃了，算是一场虚惊。到5日下午，我们便全部撤了。
后来知道，打“联司”时毛主席就在上海，并看了现场的录像，对这一行动予以肯定和赞扬，认为这样做维护了上海的稳定，很好，打了一个大胜仗。
关于打“联司”一事，后来书报杂志刊文有各种版本的说法。
1980年2月6日《工人日报》刊文说“全厂983人被打伤”，这是胡说。在大楼里的“联司”人员全部也只有二三百人，当时厂里又都不上班，即使全部被打伤也不会超过300人，哪来的983人？事实是，几个头头，比如杨仲池，被抓住时是挨过打，其他队员不过被推、拉、押。我在现场忙于抢救，看到被弹伤、烧伤的不少，足有上百个，但没一个是“联司”的。
有的书说王洪文在8月3日下午就召集全市24个造反派组织开会，并紧急通知“工总司”各区联络站调集队伍到人民广场集中，去砸“联司”。这么一来，8月4日凌晨人民广场的揭发控诉大会性质就变了，打“联司”就不是偶然，而是早有预谋的了。既然如此，为什么参加揭发控诉大会的十多万人没带一根棍子、没戴一顶藤帽？赤手空拳怎么去砸？这种说法就是别有用心！
谎言大师叶永烈“艺高”人胆大，在《王洪文传》中对打“联司”进行了一番文学描写。首先，他对8月4日凌晨人民广场的十万人大会避而不提，把时间提前到7月29日，又将所谓这天开的会做了子虚乌有而绘声绘色的描述。且看：
“‘888’——上海警备区支左办公室的代号。‘工总司’总部的秘密会议，正在这里举行。
时间：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九日。
王洪文一进来，压低了声音，兴奋地对‘小兄弟’们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春桥同志说，是时候了！’
用不着任何解释，‘小兄弟’们都明白张春桥所说的‘是时候了’是什么意思。
……
在王洪文的主持下，‘888’行动计划拟定出来了。
‘888’计划共五项内容：（一）设立临时指挥部。（二）这次行动的代号为‘888’。（三）现场指挥为王洪文、戴立清、张宝林、王腓利等人。（四）队伍调动基本上按“工总司”的各组分口。（五）确定攻击对象，主要是“联司”和“支联站”。
关于临时指挥部，又具体分为三线。这样，在与‘联司’、‘支联站’的作战中，垮了一线，还有一线：
第一线——指挥部设在华东物资局‘工总司’联络站，由戴立清负责；
第二线——指挥部设在‘888’，由王秀珍、陈阿大、叶昌明等负责；
第三线——指挥部设在上海警备区，由金祖敏等负责。
‘什么时候动手？’‘小兄弟’们急不可耐地问‘王司令’。
‘还要稍等几天，但是，不会超过八月五日。’王洪文抽着烟，像一位指挥若定的‘司令’一般说道……”
够了！胡编得太长了，没法一一道来。叶永烈对这么“秘密”的会议内容都了如指掌，却对人民广场十万人控诉大会健忘了！这也好理解，因为不健忘他就没法自圆其说。
【叶注：我对此事的回忆叙述如下：
在6、7月份“联司”和“支联站”闹得厉害时，为防他们来冲砸市“工总司”大楼，王洪文召集“工总司”主要核心成员商议过对策，决定在大楼外设二个点作为总部主要成员开会用，一处是华东物资局联络站，一处是上警支左办。华物局虽离总部大楼近、方便，但因在“联司”们的活动范围内，很快就弃用了。而支左办远离，联司，活动范围，又有军人站岗，安全性好，故总部借用他们一间办公室作为我们开会、活动用。
总部有些人早主张调队伍去砸掉“联司”，但王没同意，这是因张春桥一直强调要多做工作，不要用武力处理。7月13日还传达过张的电话指示，张要求我们“头脑冷静”，“双方意见都要听”，“把情况缓和下来”，还讲“闹一顿也不要怕，闹不到哪里去。”所以总部一面克制要马上行动的情绪，一面密切关注“联司”们的动向。在《叶昌明工作笔记》中有张春桥电话指示的记录。
7月底前，内线传来了，支联站‛各区头头要在月底开会筹建“市支联总部”的消息，王洪文7月30日下午在“888”召开总部主要成员会议，大家一致认为决不能让“市支联总部”成立，否则必将造成上海的大分裂，后患无穷！会上讨论制定了一个“G号行动”，总部主要成员作了分工。31日傍晚，“工总司”会同“上体司”一起行动，抓了全体参加会议的人员，除杨仲池、全向东、陈卜昌三个外，其他主要的“支联站”头头几乎全被抓。这次商定行动的会议在我的工作手册第六本上有记录，文革后的“揭批查”中曾作为“罪证材料”发至全市各单位，也曾在审判我的法庭上作为“书证”出示过。可参阅李逊著《革命造反年代》第22章的有关内容。】
总之，解决“联司”问题之后，上海出现了社会生活安定、生产发展、干部解放加快的气氛，通过整顿班子落实各项政策，抓革命促生产出现了新的高潮。“工总司”进一步落实贵阳经验，促进按系统归口大联合。“工总司”针对实行大联合中出现的许多问题，专门成立“解决老大难单位办公室”，帮助区县局和基层单位解决矛盾，促进了因各种原因造成的两派实现大联合，各项工作得以正常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