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非梦 | 第八章 夺权虽获大胜利 流血斗争更残酷

一、武斗之风刮遍全国

各地成立革命委员会，《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全国山河一片红”。而事实上形势变得更加严重，斗争变得更加残酷了。

全面夺权深深触及了长期形成的官僚体制和官僚阶层的既得利益，必然遭到他们强烈的阻击。这些人中有的在文革中受到冲击，被免了职务；有的则并未受冲击，还掌握着相当大的权力，这就使斗争变得异常残酷，变得腥风血雨。

官僚体系中的各个山头都有各自利益，在根本上则是利益共同体，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为一股力量。夺权后地方党政领导已无能为力了，但军队并没受什么大的冲击，还以支左面目出现。很多军队领导同地方党政领导有着老战友、老领导、老部下、老伙伴等错综复杂又盘根错节的关系，看到那些人被批了、权被夺了，自然怒气冲天。军队手里是有武器的，这就大大激化了形势，1967年开始的一年多，斗争达到了高潮。

被称为“二月逆流”的大闹怀仁堂事件，就颇具代表性、启示性。1967年2月中旬，在怀仁堂召开的中央会议上，叶剑英、陈毅、徐向前、李先念、谭震林等一些老帅发难，以“保护老干部”为名，严厉指责张春桥等中央文革小组的几个人。他们表面上反对中央文革的做法，实际上是反对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闹革命”明明是毛主席讲的，谭震林说是形而上学，陈毅甚至攻击延安整风也是错误的。这哪里是针对张春桥啊！他们还对批斗北京“联动”（“联动”和“西纠”红卫兵是一些高干子弟组成的，他们为保老子，转移文革斗争的方向，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为名残酷抓人、打人，许多人被打死，民愤极大。北京市委曾下令抓了一些头头，不久不知何故又给放了）大发雷霆，叶剑英大拍台子，连指骨都拍断了。李先念说：“这些娃娃有什么罪呀！”听听这话，好像“贵族”打死“贱民”无罪！

2月18日凌晨的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非常气愤地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小组，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又说：“我提议这个问题政治局要解决，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我就发动全党解决。”之后，中央连续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批判，3月18日在怀仁堂召开第七次会议，几个老帅及周总理都做了检查。5月1日劳动节大会，毛主席批准几个老帅上了天安门。

但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行动并没有因此而缓和，反而升级到更加残酷的地步。一部分掌握军权的人打着支左的旗号，疯狂镇压造反派，使一些城市、地区大批造反派被抓、被杀。他们将文化大革命搞成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将许多造反派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反动组织，武力镇压，造反派被迫反抗，武斗开始是拳脚棍棒，后来上升至机枪、大炮上阵。就是毛主席所说的“全面内战”。

二、武汉“七·二〇事件”石破天惊

最严重的是武汉的“七·二〇事件”。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扶植起一个“百万雄师”，将原来的造反派组织镇压下去，抓了上万群众。军区还公开武装介入派系之争，独立师身穿军装、戴“百万雄师”袖章、背着枪招摇过市，打死许多造反派。

在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徐向前的支持批准下，武汉军区发了一个《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通告》（“三·二一通告”）。此时武汉正是夺权的关键时刻，通告将武汉最大的工人造反派组织“武汉地区工人总部”打成反革命组织，3月17日凌晨，军警联合行动，抓了“工人总部”大小头目485人并进行批斗。

1967年4月6日，中央军委下达了被称为“军委十条”的命令。全文如下：

中央军委命令

毛主席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大力支持左派，这是一个伟大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决定，是个崭新的历史任务。我军广大指战员，积极相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在支左工作中起了很大作用。最近我们检查了某些军区的支左工作，有的作得好，有的作得不好。目前出现了很多问题，应当及时引起严重注意。为此，特发布命令如下：

一、对群众组织，无论是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

二、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对于确实查明的反革命分子要逮捕。但必须证据确凿，经过批准手续。

三、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犯有某些错误的群众组织，要积极进行帮助教育。对于确实查明被反动分子控制的群众组织要作分化争取工作，孤立其最坏的头头，争取被蒙蔽的群众。必须公开宣布其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的，要经过中央批准。

四、对于过去冲击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只对业已查明特别坏的右派头头，要追究。但应尽量缩小打击面，不能仅仅根据是否冲击军事机关这一点来划分左、中、右。

五、对待较大的群众组织采取什么态度，应就地深入调查研究，进行阶级分析；采取重大行动前，应向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请示报告。

六、一概不要进行群众性的，请罪‛运动。也不要强迫群众写检讨。群众写的检讨书，退还其本人。有些长期不觉悟并且坚持错误观点的群众，不要急于要他们认错，而要给以时间，让他们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

七、在军队中要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学习毛主席著作，必须结合两条路线的斗争。广泛搜集节录反动路线和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各种具体材料，印发到连队进行教育，使广大指战员了解他们的反动本质，进行彻底批判，肃清其恶劣影响。

八、对派到地方去或主持支左的干部，要详细交代政策。要防止赵永夫式的的反革命分子或思想很右的人主持支左工作。

九、在支左工作中，要学会做群众工作，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有事同群众商量，善于采取说服教育的方式，而不应采取简单粗暴和命令方式。

十、对业已违反了上述诸条件作法的，都要立即改正，积极进行善后处理。今后，坚决按以上各条办事。

这个命令，要在我军所有机关，连队内部用电报电话迅速传达，广泛张贴。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四月六日

6月4日，武汉军区发布《武汉部队公告》，虽然对“工人总部”遭受批判，致使一些革命群众在政治上受到压抑表示负责，但是又说“工人总部不能恢复”。可见武汉部队在陈再道指挥下，镇压革命造反派的路线并没有改变。在他们支持下得到武器的保守派屠杀造反派的行动并没有收敛，最终酿成了震撼全国的“七·二〇事件”。

为了解决问题，毛主席亲自去了武汉，指出陈再道支左方向错了，应当支持革命造反派。周总理、谢富治也去了武汉，中央文革小组也派出王力去帮助解决问题。军队和“百万雄师”对毛主席、党中央的表态不满。

7月20日，数万“百万雄师”人员2头戴柳条帽、手持长矛，和军区独立师的一部分人冲进中央代表团驻地东湖宾馆，将王力揪到军区大院。“百万雄师”逼王力签字承认他们是革命组织，王力称没有这个权力，应由中央定。后来毛主席向陈再道、钟汉华下死命令，必须将王力接出来，他们才将王力放了。当时毛主席也住在东湖宾馆，形势非常危险，周总理亲自安排毛主席由宾馆转移到机场，坐飞机到上海。可见夺权前后斗争激烈到什么程度！

7月23日，林彪主持会议，决定：一、以中央名义调陈再道、钟汉华等人进京；二、起草文件通告全国；三、召开百万人大会声讨陈再道，武汉军区独立师被作为叛军，撤销番号。

7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在《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中指出：“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他们解散‘工总’这个革命组织，并且把它打成‘反革命’；他们逮捕很多革命组织的群众，也把他们打成‘反革命’。这些都是绝对不容许的，应当坚决平反，一律释放。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他们利用‘百万雄师’的一些受蒙蔽的群众，用造谣欺骗的手段，颠倒黑白，把他们引入迷路。”“武汉市的一系列革命组织，工总、二司、九一三、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司革联等革命群众组织，坚决保卫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保卫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你们做得很对，做得很好！”

十年后，湖北省委给中央的报告说，这一事件中被打伤、致残和死亡的军人、干部、群众达184000人，其中武汉市伤残66000人，被打死600人。这个数字是否确实且不说，还是一笔糊涂账，其中拥护文革的造反派究竟死、伤、残了多少，领到军区发放的枪支的“百万雄师”射死群众多少，这么严重的伤亡是怎么造成的，都回避了，统统归罪于造反派，归罪于文化大革命。这公道吗！

“七·二〇事件”后，毛主席针对武汉军区给“百万雄师”发枪，指示说要给左派发枪，武装左派。（这一指示后来并没有真正执行。）在这个背景下，江青在7月22日接见河南代表团时讲：（河南代表团提出的）“文攻武卫”我赞同。她并说：“第一条我们要坚持毛主席提出的‘要文斗，不要武斗’，坚决反对武斗；第二条，我们不能天真烂漫，当他们不放下武器，拿着长矛、大刀对着你们，你们就放下武器是不对的。”此后全国造反派的文攻武卫，我看是正确的。当时军队出面支“保”支“右”，给他们发枪镇压造反派，文攻武卫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这并不是煽动大家去武斗，而是人家用枪、用刀对着你的胸膛，你的生命受到威胁，应该自卫。

三、青浦“农革司”开上海武斗先例

【叶注：本章第三、四、五节有关青浦文革的史实，特请原“工总司青浦县联络站（工青联）”的负责人陈恩伯校核，对黄文中有错的人名、时间等直接订正，对叙事方面需说明的则在后用【陈注：……】说明。】

上海的情况在全国来说比较特殊。上海最大的工人革命造反派组织“工总司”1966年11月成立之初就在“安亭事件”中得到毛主席、党中央的肯定和支持，陆（上海警备区）、海（东海舰队）、空（空四军）三军在支左中也是方向明确、阵线清晰。尽管有些军队负责人如时任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对文化大革命不很理解，有些观点与我们不一致，但他还是能做到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我们同驻沪部队支左办公室相处一直很好、很协调。1966年12月出现的“工人赤卫队”在人数上虽一时多于“工总司”，但仅受曹荻秋等市委领导人的支持，军队始终没有表示支持他们。因此在上海文革中，从总体上讲几乎没出现军队支“保”支“右”的情况，更无给保守派发枪的事。上海也没出现持枪武斗的情况。

但是，在上海郊区青浦县曾出现县人武部支“保”、镇压造反派，致造成严重伤亡的情况（在一系列事件中造反派与保守派各死亡十几人）。

青浦县文革初期的造反派组织有：“工总司青浦县联络站”（简称“工青联”）于1966年11月29日成立；农民组织了一个“青浦县贫下中农革命造反委员会”（简称“贫革会”）【陈注：“贫革会”原属“青浦县革命造反联合总司令部”，即“联总”。】，县级机关干部组织了“青浦县机关革命造反委员会”（简称“机反会”）；青浦中学学生成立了“青中红旗战斗团”（简称“青中红旗”）。青浦县的文革运动在1967年2月前的一段时间内，在党中央、毛主席号召下和上海市区运动影响下正常进行着，在上海市的十个县中，青浦最稳定，实现了大联合，于1月16日由“联总”、“红卫军”、“工青联”等群众组织联合成立了“接管委员会”，向青浦县委、县人委进行夺权。

就在夺权后的关键时刻，在1967年2月2日“青浦县农民革命造反司令部”（“农革司”），正式宣布成立后，青浦县人武部政委顾仲良等人插手操纵“农革司”，制造派性，煽动“农革司”与“联总”、“红卫军”、“工青联”、“机反会”、“青中红旗”等造反派对立。2月14日，在人武部顾仲良的直接策划下，会议也是在人武部开的，“农革司”调动上万农民进城，砸掉复员军人组织“红卫军”，开了上海地区武斗的先例。紧接着，他们又在2月17日调集了几万农民进城，将“联总”、“青中红旗”、“房战团”、“青影东方红”、“上艺司全无敌”、“装卸队红旗战斗队”、“版司青浦纵队”等多个红卫兵组织、造反派组织统统砸光，并将这些组织的不少头头都抓起来关进青浦公安局。此后连续几天进行搜捕，许多人被迫逃离青浦。一部分“联总”、“青中红旗”等组织的人员坚持下来，联合组成了“反逆流兵团”。2月23日，“农革司”再次调动农民进城，砸掉“反逆流兵团”。青浦县城一片白色恐怖，许多人不敢回厂，一到厂里就会被揪到公安局拘留起来。“农革司”成为独霸青浦的“革命群众组织”，几次三番煽动农民进城打、砸、抢，还有工分补贴。因为农民人数众多（许多人是受了煽动的），革命造反派成了少数派。后来，他们在67年3月22日又从工人中拉出一个“青浦县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工革司”），4月21日在学生中拉出一个“打刘兵团”。【陈注：这些受顾仲良幕后指挥的组织，在67年9月成立了“青浦县红色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简称“红总部”或“红色派”。】

把文革之初起来造反的革命群众组织统统砸光后，他们在3月19日单方面成立了“县革命委员会筹备处”（“革筹处”），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祸首顾仲良进了“革筹处”。

四、上海红卫兵、工人造反派支持青浦革命群众

上海市区出现“青浦告急”、“青浦在流血”等大标语，一些大学、中学的红卫兵“红东北”（红卫兵上海东北地区指挥部）、“红西南”（红卫兵上海西南地区指挥部）、“红革会”、“红中技”、“红上司”等组织赶到青浦，声援少数派。上无二十六厂技校的红卫兵和“红革会”红卫兵还撰写了上万字的支左调查报告，抄成几十张大字报，贴在青浦县公安局门口墙上，要求释放被抓的人，引来成千上万群众观看。

3月中旬，市革委会派我去青浦做调查。我带“工总司”总部黄兆祥、邹天龙等几个人去了青浦，看到县城里造反队牌子都砸光了，人也找不到。我们去了朱家角镇，发现“工总司”县商业联络站的牌子还在但没人，托人找到联络站的周亚英，了解“二·一七事件”的真相。又在上海铁床厂找到“工青联”的滕福根，进一步了解情况。经过一系列调查，我向市革委会、王洪文做了汇报。大家一致认为要支持青浦的造反派，将“工总司”青浦联络站恢复起来，被抓的人要释放。我提出顾仲良的问题涉及到军队，可以由市革委会向警备区司令廖政国打招呼。

3月29日，我和陈阿大、戴立清、邹天龙、黄兆祥几个人去青浦县公安局朱家角镇派出所找所长刘凤仙，“工青联”负责人陈恩伯、滕福根二人是被他抓起来的，我们要他放人。【陈注：黄金海和陈阿大、戴立清等人这天到朱家角镇的“工总司”小分队驻地了解调查情况，正好这天“红色派”也冲击“工总司”小分队驻地，把陈恩伯和滕福根二人抓进派出所，黄金海等人知道后即去派出所交涉。】一到门口，好家伙，全副武装的解放军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地守着。我对刘凤仙说：“你这小小派出所竟有解放军站岗，够威风，全国大概独此一家，闻所未闻。”（连“农革司”大门口也有解放军站岗，还美其名曰“支左”。）小小派出所长，盛气凌人，胡搅蛮缠，甚至将口袋里的手拷拿出来摆弄，吓唬我们，还告诉我们来青浦要登记临时户口。我告诉他，我们是上海市革委会青浦问题调查组的，他的嚣张气焰似乎才消了些。我们向他宣传了中央军委1966年8月20日下达的《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和1966年8月22日中共中央转发的公安部《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刘凤仙开始很嘴硬，就是不肯放人，陈阿大和他大吵一场，拍了桌子，指责他对抗中央、中央军委，要造他的反。他终归是理亏，最终还是将陈恩伯、滕福根二人给放了。从朱家角派出所出来，我们又赶到青浦公安局，同样宣传了中央文件。当时“青中红旗”和“联总”的头头洪国钧，“全无敌”头头钟少翔等人都被拘在县公安局，去交涉要他们放人，交涉过程中没发生任何冲突。【陈注：经过上海市和青浦县的造反派共同努力斗争，最后青浦“公革会”不得不在五月十七日才全部释放了“联总”头头洪国钧及其他几位革命造反派的同志。】

文革后编的青浦县志说我带了“几百个人冲击派出所”，一派胡言！我们仅去了五六个人，哪有几百人？当天除了陈阿大喉咙大一点外，别人都是劝说为主，连派出所的一只杯子都没有打碎，何谈“冲击”？有趣的是，我上世纪90年代初出狱后，刘凤仙已是县邮局局长了，他托青浦造反派杭德法多次请我到青浦聚一聚，我一直没机会去，等到有机会了，他却故去了，不然和他叙叙旧应该很有意思的。

我经市革委会、王洪文同意，于3月22日将“工总司”文艺小分队（即总部赴青浦调查组）派去青浦，由邹天龙、黄兆祥带队负责，还将“工总司”大旗也扛去，宣传中央文件，宣传文化大革命，发动群众，恢复“工总司青浦县联络站”工作。顾仲良和“农革司”头头徐家桢则不断挑动农民进城，企图将“工总司”小分队和红卫兵打出去。特别是当地搞了所谓“摸鸡棚”行动，即半夜三更十几个农民一组，到一些造反派的家里砸、抢一通，人拖到外面毒打一顿，搞得人人自危，许多造反派连家都不敢回。“工总司”小分队和红卫兵只能集中住在青浦电影院，以防“摸鸡棚”。我们做顾仲良的工作，警备区张宜爱副司令员也做工作，希望他遵守中央关于不允许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指示，但他就是不听。

武汉“七·二〇事件”后，青浦县的少数派也开始文攻武卫，双方都有伤亡，共死20多人。此事在后来审判我时，作为重要罪状反映在判决书中。我当时对检察院、法庭都申辩说，我们去青浦就像救火队一样竭力制止武斗，而人武部的人一再挑起武斗，这账该怎么算？我甚至提出：“青浦发生那么多次武斗，你们只要证明有一次是我指挥、组织的，甚至我知道哪一次武斗而不去制止的，青浦所有的武斗我一个人承担责任。”检察院、法院始终拿不出这样的证据，还是判了我这个罪，上诉后维持原判。

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文革是错误的，这个问题太大，且由历史去评判，就具体事件来说，应作具体分析判断。凡事都有因果，武斗的发生有文化大革命这个大背景，但毛主席、党中央一直反对武斗，“十六条”和以后许多文件、讲话一直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当武汉军区一手挑起严重武斗时，毛主席还冒着极大的风险亲自去武汉做工作。以后还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不要分裂成“誓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但树欲静而风不止，某些掌权者就是不听，你有什么办法？青浦县的武斗正是这股逆流的反映。

五、青浦武斗中的几个重要事件

除了前述的“二·一七事件”，还有：

“五·一八事件”。1967年5月18日，“工总司”小分队和市区红卫兵“红东北”、“红西南”、“红中技”一些成员在青浦剧场聚会。【陈注：当时青浦剧院是上海来青红卫兵住宿点，工总司小分队住在县前街群众旅馆。】“红色派”在这天白天组织游行，高呼“二·一七好得很！”红卫兵回敬道“好个屁！”当天晚上，“农革司”就调动几千农民包围了青浦剧场，冲砸红卫兵。红卫兵都是十几岁二十不到的娃娃，小分队里大多是女孩子，根本只有挨打的份，被打伤40多人。现在的青浦县志上说“发生冲突，有四十多人被打伤”，含糊其词，怎么起的冲突，谁被打伤，全不交代清楚。

第二天，5月19日，青浦“火线指挥部”（此时“工青联”等少数派组织在5月16日联合成立了“火线指挥部”）将五名策动这起事件的干部和四名直接指挥的人揪到三十一棉来告状。我赶回厂里了解了这一情况，批评了这几个人，他们也认了错。在整个过程中，从未发生对他们殴打或体罚的情况，有个人可能被揪来时头上破了皮，我叫厂医务室给做了检查治疗。我又叫少数派写个报告给市革命委员会，并讲你们无权扣人，都要放回去。

“六·四事件”（又叫“重固事件”）。重固乡造反派组织正要恢复时，“农革司”调动农民去砸了一通，将一名饭店职工沈永兴活活打死。这次事件根本谈不上武斗，因为造反派组织只是在筹建恢复中，几个人，怎么会和大批农民武斗？这纯属杀人事件！

“七·二一事件”。7月19日，“火线指挥部”接管了县“革筹处”，因为“革筹处”是顾仲良挑动农民进城将造反派组织统统砸光后，单方面组成的。接管时仅仅占了几间办公室，没发生冲突，更没武斗。谁知两天后，7月21日，“农革司”调动上万农民包围了“革筹处”（在县委招待所），冲击围攻中打死了火线方的造反队队员吴志浩、李树源等三人，400多人被打伤。他们还用船运来氨水，用高压泵往上喷，上面几百人的生命受到威胁。警备区支左办主任隋日瑞和警备区张宜爱副司令员直接找了顾仲良，要他立即动员农民撤掉，回答是没法做工作，农民不听。为此，王洪文特地写了一封信，叫警备区张宜爱副司令员的秘书高松送过去，内容是违反中央规定挑动农民进城是错误的，此事已上报周总理。由于陆军倾向性比较强，后来（经中央同意）调了东海舰队几百名官兵去才解了围，避免了更大伤亡。

“八·二二事件”。8月22日，朱家角镇“红色派”人员打砸“火线指挥部朱家角联络分站”。分站里就几个人办公，县城“火线指挥部”调了三卡车人急驰到朱家角支援。（武汉“七·二〇事件”后，全国普遍文攻武卫，青浦少数派也成立了文攻武卫指挥部。）在这次冲突中，多数派“红色派”农民死亡一人，少数派重伤多人，这是青浦多数派人员第一次被打死的案例。从这件事来看，少数派有些不冷静，但由于前几次事件中少数派先后被打死4人，打伤400多人都未追究，情绪难免比较激动，这次又是被动防御，为防止“重固事件”重演，也属无奈之举。

“八·二三事件”。8月23日，少数派在县城南门夜间巡逻时遇见多数派，发生冲突，多数派被打死一人。

“八·二五事件”。8月25日，赵巷乡东方红中学红卫兵在刷大标语时，被“农革司”农民围攻，因为就几个人，根本没有还手能力，最后一位老师卜鸿钧被活活打死。红卫兵求救，赵巷大新砖瓦厂工人造反队增援红卫兵学生，在抓凶手的冲突中“农革司”也被打死一个人。这是多数派被打死的第三个人。

第二天，8月26日，“农革司”头头徐家桢亲自到方家窑，召集大批农民要冲少数派集中的大新砖瓦厂（在赵巷地区的市属单位）。这天我正在支左办公室，隋日瑞接到青浦县人武部报告（人武部内也有反对顾仲良这种做法的，副部长白文哲就是代表），我们顿时感到事态严重。怎么办？徐家桢是听顾仲良的，张宜爱副司令员下令县人武部去做工作，可顾不愿去做工作。眼看一场流血事件就要发生，我和张副司令员决定亲自去制止。张宜爱怕我被认出来惹大麻烦，叫我穿了一套军装，戴上领章帽徽，化妆成解放军。我们赶到方家窑，只见打谷场上已挤满了手持锄头、铁锨，肩扛木棍的农民。突然又发现徐家桢正在现场煽动，张副司令员紧张了。当时整个青浦县城乡都贴满了“打倒黄金海”的标语，连小孩都知道，农民大多只知道我名字，不一定认识我，但我和徐家桢打过多次交道，只要他一叫黄金海在这儿，我就会被不明真相的农民乱棍打死，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我灵机一动，干脆走到徐家桢身边。他这时认出我来了。我进一步贴紧他，把手插在口袋里，装着握有手枪——其实并没枪，连一起去的几个战士也都空手没带武器。徐家桢吃不准，没敢喊。张副司令员就叫大家散了，要相信市革委会会正确处理。我告诉徐家桢：“赶紧叫大家散了，再造成流血事件唯你徐家桢是问。”他只好顺势讲我们相信市革委会，相信解放军，既然张副司令员说了，大家就散了吧。也看得出广大农民并不愿意参加武斗，很快一溜烟地散了。前几个月农民进城很积极，因为有绝对优势，只有他们打人的份，没有被打的风险，“摸鸡棚”还有好处可捞。少数派文攻武卫后，听说多数派也有被打死打伤的情况，再调农民进城武斗就不大容易了。农民没医保，一家少了或者残了一个劳力，整个家庭就遭难了。我们要回去了，但车在公路上，离打谷场有几百公尺，万一徐家桢在后面叫唤还可能出事。我就继续贴着他，要他送送张副司令员，他只好一直送我们上了车。随后我叫砖瓦厂的工人、学生全部撤了，避免发生冲突。

“一〇·一七事件”。多数派“工革司”在城厢镇支家弄的原红十字会医院，他们在楼顶上设了工事，居高临下，用自制的弹弓打少数派的红卫兵、造反派，甚至不相干的过路群众，经常有人被射伤，引起民愤。群众自发地冲击了工革司，其中有红卫兵，有居民群众，也有造反派。后来，另有一部分人去包围了城厢二中的多数派“打刘兵团”，认为弹弓事件与他们有关。【陈注：设在支家弄的“工革司”总部（原红十字会医院房屋），六月底就开始建立武斗小分队。到八月初起，“工革司”开始大修工事。在门口两边放置二排麻袋黄沙包，留下一人进出的小通道，还把底层窗户用砖砌上，在屋顶上用毛竹搭成了望台，并在上面按装了大型弹弓，专弹铁螺母，射程可达几十米，晚上铁螺母打在地上的石头上还冒火花。到十月份出现多次用弹弓弹铁螺母伤人和殴打火线派过路的群众。广大群众把这条路称作阎王路，尤其是房管所和修建队的工人上下班只好绕道行走。

10月17日上午，有群众多次到“工青联”反映讲“工革司”用弹弓伤人，引起了民愤很多，群众自发的与“工革司”对抗。由于无组织的行动已有多人受伤，很多造反队员到“工青联”来反映，要求“工青联”出面干涉。有的造反队员到“工青联”来骂头头，不管队员的死活。“工青联”把群众的反映及时电告武装部，要求解放军去阻止“工革司”的伤人行为，武装部也叫“工青联”去做群众撤退工作，我们到现场支家弄农业银行边上时，就看到“工革司”还在弹铁螺母。支家弄路口有很多群众，有的在甩砖头，有的在骂，有的在看。我们要他们撤退被免伤亡，反而被群众大骂头头右倾不顾群众死活。在那种双方冲突白热化的场面下，撤退要求根本没有人听的。“工革司”也是不听解放军劝阻，还是不断用弹弓弹射螺母伤人，所以双方还是继续冲突。由于群情激烈的无组织行动撤也撤不下来，而受伤的人越来越多。

这种群众自发的冲突延续到下午，被打伤的群众越来越多。面对这情况，“工青联”头头就开会商量乘机把“工革司”砸掉。会议达到基本一致意见后，马上就通知各系统组织武斗队伍到火线大楼门前集合去砸“工革司”。约半小时后砸“工革司”的队伍回来了，当队伍走回火线大楼（招待所）门口时，只听队伍里有人高喊去把二中“打刘兵团”一起带掉（砸掉）。在大楼门口已经停止的队伍中有一部份人跑上东门桥向城厢二中冲去，叫他们不要去根本叫不停。

我们火线头头马上开会研究当时情况，就在我们开会时总部打电话来，要“工青联”把去二中的武斗队伍撤回来。我们就停止会议到二中操场上向队员转告“工总司”意见动员队伍撤退。当我们在做撤退工作时，有一大批红色方武斗队伍从二中北面路上冲杀进操场，我们剩余的少数队伍招架不住，只好向西面的水稻田里落荒而逃。

那天，动员队伍撤退的头头洪国钧左肩膀被打伤；“青中红旗”头头盛卯全被红色方捉牢，将其头按在稻田里，20岁的盛卯全被活活的呛死在水稻田里；“工青联”文攻武卫副指挥叶章才在撤退时，被红色方围住一顿锄头铁棒当场被打死；“工青联”头头杨宝财在动员大家撤退时没来得及走，被红色方在头、背、胸处砍成重伤。】

事情发生后，支左办公室隋日瑞接到县人武部电话，知道了情况。眼看一场大规模武斗又要爆发，隋处长通知我到支左办。我用支左办的军用电话找“工青联”主要负责人陈恩伯，没找到，找到了另一负责人杨宝财。他在电话里本想解释，我说：“现在你什么都不要解释。无论什么理由，你们主动包围二中‘打刘兵团’总是错的！尽管你们事先不清楚，也不是你们调的人，但现在你们知道了，必须叫大家撤出！如果发生冲突造成流血事件，我找你们几个头头算账，你们要负全部责任！请转告陈恩伯，并转告现场的人，这是‘工总司’的意见。”经他们再三做说服动员工作，群众终于开始撤退了，人武部即时来电话告知了我们。

10月17日，就在大多数人已经撤退时，大批农民进城了，开始追杀尚未来得及撤退的群众。青浦中学的红卫兵盛卯全（仅二十岁）被农民捉牢，将头按在水田里。旁边支持多数派的人武部干部怕出人命竭力去救，指出这是犯罪，要出人命的，可是被几个农民拦住，眼睁睁地看着盛卯全被活活呛死。“工青联”负责人杨宝财也没来得及走，头、背、胸被砍了七八刀。文攻武卫负责人叶章才为救人，被农民追上一顿锄头、铁棍，当场被打死。被打伤的就更多了。杨宝财被抢救出来，送至中山医院，徐景贤、王洪文和我都去看了他，只见他不省人事，头、颈部肿得很大，浑身是血。中山医院全力抢救才挽回他一条命。

“一〇·一八事件”。这是“一〇·一七事件”的延续。10月17日大批农民进城后，打死打伤许多人，第二天又大搞“摸鸡棚”。18日凌晨青浦五金电器厂工人袁迪洪被农民冲进家里拖到外面，活活打死在西门街上，更多的人被打伤，家也被砸了，好点的东西也被顺手牵羊了。（此后，这种“摸鸡棚”持续了一两个月之久。根本没有什么“武斗”，而是单方面的打、砸、抢、屠杀！一些农民乐于此道，既无风险又能捞到好处，还有工分补贴，何乐不为？）同一天，又有大批农民增调出来，总数达到万余人，攻打少数派“火线指挥部”大楼，几百名造反派、红卫兵、机关造反派被围在县委招待所三楼的楼顶。“农革司”运来大量农用氨水、农药准备向上面喷射，几百生命受到严重威胁。上海市革委会、上海警备区领导再三指示县人武部必须动员农民撤退，警备区并派出宣传队到青浦宣传停止武斗，但广播宣传车也被农民砸了。“农革司”只听顾仲良的，可是顾仲良置之不理。当时情况十分危急，在支左办公室里，市革委会领导王洪文、总部王秀珍、陈阿大等人和警备区领导研究，拟请空军用直升机将被围困的人员吊出来，但因人多房子又矮，行不通。在这种情况下，“工总司”决定自己调人进青浦解救。

当时决定由我去安亭调“安亭兵团”，从安亭方向进青浦，金祖敏去闵行区调人从闵行方向进青浦*【陈注：当年听“工青联”驻沪联络员赵友纯讲是戴立清带人从松江方向进青浦。】，陈阿大、缪南生等人调市区队伍从西郊公园（现在的动物园）正面进青浦。为防止“农革司”设路障，还调了大型推土机、铲车等机械。到晚上7点多钟准备进发时，得悉“农革司“因知道大批工人要进青浦，迅速撤了。消息是青浦县人武部电告支左办公室的，比较可靠。总部决定，既然危机已解决，人就不进去了，撤！【陈注：此事件是鉴于“红色派”不听市里劝阻，从18日起几天几夜围攻火线大楼不肯撤离，总部10月23日在警备区支左办公室开会，决定调动数万人队伍，分三路挺进青浦，平息武斗。工青联驻市区联络员赵友纯、孔繁富还按排了人员分别为三支队伍带路。之后，当中路队伍在沪青平公路吴家巷地段集合了几十辆卡车、约近万人时，王秀珍赶到集合点传达了张春桥不同意的意见，后解散队伍回各单位。“红色派”消息也很灵通，当晚就全部撒退到农村。】*

“六·一一事件”，又称“金泽事件”。金泽镇造反派因为怕被“摸鸡棚”，聚集在供销社药材仓库楼上。1968年6月11日下午，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红色派”和大批农民包围集击，两人被活活打死，十余人受伤。特别是有一位女教师被拖到公路上，扒光衣服在石子路上倒拖了几十公尺。他们还用石子塞进其阴道，用烟头烫其下身，肆意侮辱，令人发指！市政法指挥部指示抓捕凶手，后虽已查明并将人拘留在县公安局，但不久又被莫明奇妙地放了，此事最后不了了之。【陈注：这位女教师被侮事件是发生在1967年7月21日，当天“农革司”调农民进县城血洗城镇造反派同时，在一些乡镇也同时进行搞打砸抢。当晚十一时，金泽公社地区有一批打手冲入金泽公社中心小学的女宿舍，把一名参加造反队的青年女教师拖到马路上，剥去她全身衣服，加以侮辱，殴打，还在石子路上倒拖几十公尺，用石子塞进她阴道，用烟头烫其下身，肆意侮辱。】

“七·九事件”，又称“白鹤事件”。1968年7月2日，因白鹤乡火线方造反派被“农革司”和“三四八八”武斗队冲击并打伤多人，其余人逃到县城控告求助。7月9日“工青联”的黄进军（老干部）、沈永良未经负责人杨宝财同意，擅自调人去白鹤反击，在冲突中“农革司”方被打死两人。黄进军为此付出沉重代价，文革后被判无期徒刑。【陈注：因白鹤事件被判刑的有黄进军判无期、沈永良判15年、钟宝根判12年、许才良判10年、蔡祥卫判7年、张学东判2年。】

青浦县所谓武斗造成重大伤亡的事件，事实基本在这里了。根据这些事情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如不带政治偏见，稍讲一点实事求是的话，不难看出为什么一个大联合的形势稳定的县，一下子变成了武斗不断、伤亡惨重的地方。祸首正是县人武部政委顾仲良。那么，顾仲良为什么要这么做？

一是地方政府瘫痪，无法行政，文革进入夺权阶段，能保持完整体系和行动能力的只有军队了。1967年2月前后，全国武斗上升至热兵器阶段，比文革初期挑动群众斗群众，扣些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帽子要严重得多、残酷得多！他们不仅在政治上打压造反派，而且要从肉体上消灭造反派，把文化大革命变成“镇压反革命”运动。全国武斗恶性升级，都是某些部队以“支左”名义搞起来的。顾仲良扮演的正是这样一个角色。

另一个原因是要保自己。在运动初期，红卫兵对顾仲良的历史有个调查，说顾在抗日战争时期是个汉奸，曾亲手用日本战刀劈死过我们一个村干部。报告送到我手里，我向王洪文汇报了，认为涉及军队的事地方不便插手。王洪文转交给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请警备区调查处理，用了很长时间，终于查明属实，警备区党委作出对顾开除党籍、开除军籍，押回原籍监督劳动的决定。据说这个处理决定还经过了南京军区批准。

青浦这么严重的打、砸、抢、杀，文革后是怎么处理的呢？少数派头头黄进军被判无期，杨宝财被判15年，陈恩伯被判18年，沈永良被判15年，钟宝根被判12年，丁梅蓉被判10年，还有两个大队支书宋月芹、沈国良被青浦法院判无期，后市中级法院改判为15年……判刑的19人全部是造反派，都以“打、砸、抢分子”罪名判了重刑，而多数派“农革司”那样残酷杀人却一个也没被抓，更没一个被判刑，都成了“左”派！文革后在青浦召开的批斗会上，一边是我和张宜爱副司令员接受批斗，一边是宣布为顾仲良平反。

写到这里，我痛心地感到，真是没什么是与非了，一切都颠倒了。什么是非、法律，都是以政治需要为转移的，真所谓胜者王侯败者贼。而这一切都还打着共产党领导的旗号，用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30多年来都不动摇！

六、利用宝山“杀人”案，军队背后耍阴谋

宝山县既没有宣布造反派非法，也没有挑动农民进城武斗，更没有部队武装镇压造反派，而是借用了一起重大“杀人”案——空四军“支左”部队说县委组织部长须金是被造反派谋杀的，将“工总司”宝山联络站负责人黄志金及常委柴荣昌等人抓起来，并在没有审查确定的情况下，将这些头头绑在军车上武装大游街。一下子，宝山造反派就抬不起头来了。

当时我感到情况不明，但案子是军队搞的，三军政法指挥部批的，又是人命大案，关系军政、军民关系，不好随便说话。向王洪文汇报后，他也感到不便明确反对，看看审查结果再说。

黄志金等人关在杨浦公安分局一年多，定案报告终于出来了，内定黄志金死刑、立即执行，柴荣昌等几个常委10年至18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叶注：当年空四军的宝山县公安局军管组对黄志金等人的定案报告上送市公安局军管会，市局呈报市革会。王洪文将此报告批给市郊区组负责人王明龙和曾在“工总司”负责郊县组织的黄金海，征求他们的意见，两人对案情提出疑问和建议复查。】

我十分谨慎地花了两个晚上细细看了案卷，唯恐被人抓住“包疪杀人犯”的嫌疑。仅从定案报告的内容就发现一些矛盾，感到这是个大假案、大冤案。原来的验尸结论说肺内呛有大量泥沙物，符合自杀特征，这个说法根据第一时间验尸的情况，可靠性大。后来的验尸报告这点就没了，似乎人是被卡死后推入河中的。根据“口供”，是在凌晨将须金绑架到河边，卡死后将其衣服脱下来叠好，又将其双手交叉放在胸前扔进水里的——因为捞出时死者双手交叉胸前，衣服整齐叠好放在河边。这样“口供”似乎与现场一致了，实际上却出了漏洞。经了解，河水有两米多深，要是扔进去的，手会飘开来，不可能仍放在前胸，除非是卡死后坐等尸体僵硬后再仍下去，但那需要四五个小时，就到上午10点多钟了，河边农田里农民早就出工了，杀手怎么会如此妄为？至于叠衣服云云，就更离奇了。还有一点，须金虽说在隔离审查，经了解在机关仍有相当的进出自由，可自己去食堂吃饭、散步，自杀的条件是存在的。

此时我已被分配管财贸办了，就写了自己的看法，转郊区组王明龙处理。王也有同感，就转报了市革委会。经市革委会复查，果然是一件大冤案，他们为了制造假案，逼供、套供、指供都用上了，甚至用了残酷的“扁担铐”、“狗舔饭”（将饭倒在地上双手铐着用舌头舔）手段！

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把造反派压下去，上海其他一些单位也发生过，都与军队有关。公安系统起先造反的“机联站”、“人革会”、“消革会”（“上海市消防革命造反委员会”）与“工总司”观点一致，关系也较密切，“消革会”给“工总司”保卫组提供了许多帮助，我的驾驶员朱学进就是“消革会”的。后来又出了个“公安系统革命造反委员会”（“公革会”）大派。已被分配管财贸办的我听朱学进说：“消革会”的主要负责人陈醒民被判六年徒刑，已押到白茅岭农场服刑去了。这是一起假案，是“公革会”头头王维章搞的材料，说陈醒民强奸自己的女儿，公安局军管会主任王维国批的案子。我为此专门找陈的女儿谈过一次话，她说她还没结婚，还是处女，怎么会有这种事。我想，这么简单的事怎么会搞错呢？要她去瑞金医院做了检查，果然是处女。我要她写个材料，由我转给市高法，经高法复查，确实是一起制造的假案，陈这才被放回来，平了反。王维国是空四军政委，这起假案跟军队是有关的。他们以为用这种手法把头头害了，这个造反派组织就臭了。陈醒民平反出狱后多次托朱学进请我去吃饭，我一次也没去，至今也没见过面。他出来完全是走的正常法律程序，我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而已。

从以上种种可见，全国一片红深深地触动了官僚体制，触动了某些官僚的既得利益，因而两条路线的斗争不仅没有缓和，反而变得更加激烈、更加残酷了，乃至出现了所谓“全面内战”。而这种斗争的激化又无不与军队有直接关系。

毛主席说过，军队听党的话，“他们调不动”，看来有点高估了军队的政治素质。人民的子弟兵甚至向人民开抢，说明军内的军阀主义已相当严重，一些部队“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已没了政治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