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非梦 | 第十一章 “武装叛乱”势需要 判断有误是实情

一、北京政变，王、张、江、姚四位领导被抓

1976年7月，唐山大地震死伤数十万人。9月9日，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10月上旬，毛主席尸骨末寒，人民哀悼的泪水末干，还沉浸在巨大悲痛之中时，中国又发生了一件大事。

10月9日凌晨零点30分，我正要睡觉，突然接到陈阿大电话，叫我回厂里去，准备好茶水，要开会（文革中“工总司”许多会议都是在31棉厂里开的）。我问陈开什么会，陈答开了你就知道了。我以为大概是王洪文回上海，要同大家见见面，就通知厂里负责人陈德联将外宾接待室搞一搞，准备点茶水，并通知民兵做好保卫工作。不一会儿，陈阿大、马振龙、王明龙、叶昌明、沈涵等人先后来了，可都不知道开什么会，说是王秀珍通知的。又过了一会儿，廖祖康来电话问我到了几个人，又叫来的人全去市民兵指挥部（现在是俄罗斯总领事馆，在外白渡桥旁边）。

大家又赶到外白渡桥民兵指挥部。上了三楼，只见在东边一个房间里有王秀珍（市委书记）、冯国柱（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副主任）、张宜爱（市委常委、警备区副司令员）、李彬山（警备区副政委、市民指主要负责人）、杨新亚（警备区副司令员）、李仁斋（警备师师长）、汪湘君（市妇联主任）、施尚英和吴立义（二人是市民指负责人）、廖祖康（王洪文秘书），还有“康办”工作人员王锡林等人，他们正在谈着什么，大家神色都比较紧张。

看到我们后，王秀珍叫我们到东面另一间去，她也跟了过来，冯国柱和警备区的人继续在那间谈。王秀珍告诉我们说：“中央出大事了，毛主席尸骨未寒就发动了政变，四个领导（指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可能已经被抓起来了。”当时我脑子轰地一声，不敢想象这是真的，毛主席逝世才一个月不到，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王秀珍接着说，6日市委接到中央办公厅电话，通知马天水去北京开会。王说很奇怪，以往中央开什么会，领导同志（指王洪文、张春桥）总要事先打个电话来，交待要做一些什么准备，这次一个领导也没来电话。问办公厅开什么会，谁召开的，回答是华国锋召开的，内容来了就知道了。感到不正常，于是市委就给北京的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挂电话，但都没人接。就把廖祖康召到“康办”来，向北京打电话联系。

（黄讲）那几天王洪文秘书廖祖康正巧在上海，是王洪文批准他回来结婚办喜事的。10月8日下午我（黄）还去了他家，看到他家里有几桌人在吃酒，问他怎么回事，他才说他结婚了，今天是双方亲戚聚聚，另外安排时间请我们。我说好家伙，这么大的事你保密做得这么好。既已来了，他就叫我和司机入席一起吃了饭。7点多钟，“康办”来电话叫他去，我以为很正常，没在意，直到晚上9点多客人都要走了他还没回来，我也就走了。

王秀珍说廖祖康对钓鱼台等北京各地方的电话比较熟悉，他给王、张、姚都打了电话，还是一个也人没接。廖说中央肯定出问题了，即便领导外出，接电话的人也不会离开，不可能没人接。在这种情况下，马天水去不去北京？市委进行了研究。一种意见是不要去，几个领导肯定被抓了，接下来肯定要对上海动手，去了肯定也要被抓；另一种意见是还得去，毕竟情况不明，如果不去会被人家抓把柄。讨论结果还是去，带上秘书房佐庭，约定一到北京就给上海打电话报告情况。结果人去了后一直没来电话。估计他们住在京西宾馆，就给京西宾馆打电话，也找不到。后来房佐庭接了一个电话，听得出电话被控制了，通话不方便，就讲了一句“老胃病又犯了”。这是在暗示什么？问了房的爱人，他爱人说房心脏有点不好，但从来没有胃病。后来金祖敏（正在京筹备全国总工会“九大“）的秘书缪文金要回北京，市委叫他一到北京就来电话，并约定：如果情况一切正常，来电就说已到了北京，一切都好；如果有问题，但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就说“身体不舒服”；如果真的几位中央领导被抓起来了，就说“心肌梗塞”。结果缪来电讲他母亲心肌梗塞，这就证明几位中央领导已经被他们抓起来了。

王秀珍说他们又同文化部的于会泳、刘庆棠联系，情况也不正常，可能已经对他们动手了，原来定的出国计划也取消了。看来接下来就要对我们上海动手了。毛主席刚逝去，尸骨未寒，中央就出了政变！他们迫不及待地动手，比赫鲁晓夫还厉害。中央出这么大的事，不能不给大家打个招呼，所以这么晚了还找大家来，就是要大家思想上有个准备。

我们听到这个消息都非常惊愕，纷纷表示坚决反对中央抓人。这肯定是一次政变，但当时大家都不知道究竟是谁干的。我表示坚决遵从毛主席教导：“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要寄希望于上海工人阶级，要对着干。

那时全国正在开展批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邓小平在年初被中央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以观后效。4月份发生了“天安门事件”，一些人以悼念周总理为名，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地把矛头指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直接指向毛主席的口号也多达40多条，还提出要邓小平出来工作。他们“扬眉剑出鞘”的口号都提出来了，并制造了砸车、纵火、殴打民警和群众的事端。他们反对党的代表大会的决定，矛头指向了党中央。毛主席当时还健在，党中央认定这是一起反革命事件，采取动员撤离、民兵驱散的手段，没调一兵一卒就平息下去了。80年代末那场“天安门事件”，邓小平用坦克机枪镇压，比起来要残酷多了。况且，前一次矛头是指向党中央、毛主席，后一次仅仅是反官僚、反腐败而已。两次发生在天安门的事件，毛主席的处理和邓小平的处理如此不同，不得不令人深思。

现在，伟大领袖刚逝世，他们就不顾全国人民的巨大悲痛，发动政变，不经任何手续，甚至连中央政治局都不知道，更不经任何法律程序，就将党中央副主席和三个政治局常委、委员抓起来，这几个人是当时全国公认的毛主席最信任并委以重任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人。大家很自然地联想到是一场典型的宫廷政变。后来披露的事实也证明，这的确是密室政治下的宫廷政变，华国锋在毛主席灵堂守灵期间就跑到李先念家密谋去了。这比当年赫鲁晓夫搞倒马林科夫的政变恶劣得多，据说即使赞成搞倒江青等人的陈云也说，这种违背党的组织程序的做法，“只这一次，下不为例”。

我们当时还不知道是谁搞的这次政变，但心里都猜测可能是被打倒的邓小平一伙。后来逐渐出了大量的文章，才知道是叶剑英、华国锋、李先念、汪东兴等几个人密谋干的。因为政变成功了，他们都想表一表自己功劳，并不觉得这是见不得阳光的事，我们才有幸看到这些情节。如果失败了，他们可能溜得比兔子还快。邓小平复出后，我又见到一些文章中写道，在密谋时，邓小平化了妆亲自去叶剑英家商议，政变成功后叶剑英又第一时间给邓小平做了汇报，“邓小平高兴极了”。当时邓已被解除党内外一切职务，叶凭什么要去向他汇报，这还不说明问题吗？背后还是邓小平在出谋划策。还是邓小平女儿有点头脑，估计认识到这毕竟是见不得阳光的事，赶紧写文章说：爸爸那时正“软禁”在家，不可能去叶剑英家。叶剑英秘书“拎不清“，又写文章说他亲眼看到邓小平下午几点几分，手里拿着一份《人民日报》去叶家的。这些都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看到的。

总之，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我们很自然地联想到了毛主席生前的多次教导。1965年秋天，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提到：“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又说：“中央如果出了军阀也好，修正主义也好，总而言之，不是马克思主义，不造反就犯错误，要准备造反。”1973年12月12日，毛主席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又说：“要准备打仗！内战外战都来，我还可以打一仗呢。我能吃饭，也能睡觉，所以要打，我最欢迎了。一打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

当时听到毛主席指示的传达后，觉得外战比较好理解，我们北有苏修，东有日本、南朝鲜、台湾，南有印度，但内战指什么？感到党内、中央的路线斗争肯定异常尖锐复杂，甚至到了要摊牌的程度。毛主席健在时没人敢摊牌，毛主席逝去后一些人便迫不及待地摊牌了。摊牌也未必是坏事，可以全党讨论，甚至发动全民来辩论是非，达到思想上新的统一，这是光明正大的做法。但邓小平、叶剑英这些人深知当时他们的那一套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肯定通不过，只好利用非正常的、不能见阳光的密室政治，少数几个人密谋政变，搞突然袭击。然后先把不同观点的嘴封掉，进而用专政手段使对手毫无反抗能力。政变之后，他们那一套既可畅通实施，又可满足在文革中受到批判的一部分人的报复心理。

政变的后果是什么？冤狱几万、十几万不够，还要继续“补课”，弄几十万又有什么？反右时我（邓）搞了50多万，眉头也没皱过，这些蝼蚁何足挂齿。这套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不争论”！还要争？你们看看，不仅副总理陈永贵，就是抓“四人帮”时起过决定作用，后来当了党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都叫他们统统滚蛋！即使是推行我这一套的得力干将，如果不合我意，哪怕你是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也统统叫他们下台！尽管我在中央不是名义上的一把手，又怎么样，不服试试看！李宗仁当代总统，蒋介石在奉化照样指挥三军哩！

二、提出组织抗议，草拟标语口号

回到1976年10月9日凌晨。

在当时历史背景下，王秀珍的一番话自然引起大家的震惊，工会、妇联完全同意王秀珍提出的要组织工人大罢工、发动工人大游行、贴大标语等抗议活动，但都只是表态，并没有作出决定。会后，王秀珍叫大家去东湖招待所休息。

在东湖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中央的两项决定：一是建造毛主席纪念堂，二是出版毛选五卷。这两项正是全党、全国人民所期盼的，搞得我们一头雾水，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也许这是华国锋内心的真实想法，但他既然对毛主席那么敬爱，又为何将毛主席重用的中央领导人都抓起来？

后来听说徐景贤、王秀珍10月10日也被叫到北京开会去了，后面几天基本上是叶昌明、陈阿大（他们是市总工会副主任）召集我们碰头，主要是探听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的消息。12日下午，陈阿大告诉大家，马、徐、王原来讲12日上午回来，后来又改为下午，现在看来下午也回不来了，明天回不回得来还是个问题。大家感到情况严重，马、徐、王可能也被抓起来了。叶昌明讲不能再等了，应立即把大标语刷出去，发告全市人民书，使全市人民知道事件真相。但是说归说，仍然没作决定，决定还得由市委作出。叶昌明提出，根据形势分析，应当设立值班室。设在机关目标太大，问我在三十一棉怎么样，我说没问题，厂里三班制，24小时有人。他叫我搞几个人24小时值班，不要有什么事连人也找不到，大家同值班室保持联系。叶昌明要我和戴立清去安排。戴立清找来交大“反到底”的胡斌（此时分配至江南造船厂工作），王明龙找来“八革会”头头金成典，叶昌明派来他们单位的龚富成，我也派了在总部工作过的王尧鸿和厂里的邹天龙，在我们厂保卫科组织了一个联络点。

12日深夜，叶昌明通知我和戴立清去总工会开会。我去晚了点，看到叶昌明、沈涵（市总工会副主任、老干部）、陈阿大、汪湘君和强玲英（汪、张二人都是市妇联的）、马振龙、王明龙、施尚英（市总工会常委、市民兵指挥部负责人），以及曾在“工总司”支左的现市组织组负责人王日初都已到场。叶昌明传达了当天晚上“康办”召开会议的情况（叶昌明是市委列席常委）：“康办“会上分析了马、徐、王会不会回来的情况。朱永嘉（市委写作组负责人）、王知常（也是写作组的）态度非常明朗。朱永嘉原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总支书记，对明清的历史非常熟悉，他列举了历史上许多宫廷政变的事例来说明不能再等了，并提出贴出标语“四个还我”，即“还我江青”、“还我张春桥”、“还我王洪文”、“还我姚文元”；同时发布“告全国人民书”、“告世界人民书”；要派民兵保护好电台、电视台、报社等要害部门。朱永嘉还说打不到一个星期，打三天也好，让全国人民知道上海市是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主持会议的王少庸（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副主任，老干部）认为毕竟情况不明，决定大家先做好一切准备，待马、徐、王回来后再定。叶昌明说，他和妇联已商量好了，决定第二天早上召开区、县、局的工会、妇联干部会议，吹吹风。中央出这么大的事，下面干部都不知道，要骂死我们了。大家一致同意叶昌明的意见，认为应该让下面知道，内容不外乎王秀珍9日凌晨对我们讲的。

散会后，叶昌明叫住我和戴立清，交代了两件事：一是今天没通知团市委，要我们找团市委书记陈新发和副书记杨小兵，告诉他们决定向工会、妇联吹风的事，团市委怎么办请他们自己考虑；二是要三十一棉值班室拟几条口号准备着，像“四个还我”不行，要中性一点，拟好后给叶昌明看看。

这时已是10月13日凌晨了。我们将陈新发、杨小兵找到三十一棉来，给他们讲了要给工会、妇联吹风的事，请他们想想团市委怎么办。在三十一厂值班室里，戴立清叫胡斌拟几条口号备用，我叫邹天龙拟好后油印几份送叶昌明过目。

三、要不要刷大标语举棋不定

13日上午，我回财贸组召集核心小组扩大会议，陈佩珍、杨有根、续中一、方成平及各职能组长参加。在会上，我将9日凌晨王秀珍对我们讲的内容及12日晚上市委常委会的内容向大家吹了风。我要求大家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根据市委常委会的要求，做好一切准备。我提出：“一级站外调商品按计划进行，否则影响太大，但计划外的物资一律不要外调，多积累点物资。二商局要多派些人出去加紧采购副食品，争取多调进一些，必要时不分内贸外贸，统一调动。银行里还有些钱，也可以拨一些出来多采购一些副食品进来。”

我讲这些主要出于安排好上海市场的考虑。一旦同中央对着干起来，调运肯定受阻，人民生活肯定会出问题。叶永烈在《王洪文传》中说我提醒大家：“最重要的是粮食！必要时可以动用金库去买粮食，万不得已可以到江苏去抢！”真是荒谬绝伦，根本不符合历史事实。当时上海粮食战备储量是充足的，何需去抢？又怎么个抢法？武装去抢还是徒手去抢？荒唐！这次会议主要讨论的是上午工会、妇联吹风的内容，以及针对当时的情况我们财贸系统怎么办，是否也应该开会吹吹风？会议决定下午各局召开吹风会议。但仅隔三个小时，听说马、徐、王回来了，这些安排也就未付诸实施。

中午11点，我去总工会打听马、徐、王的消息时，看到邹天龙送来的草拟口号，顺手也拿了一张看看。叶昌明说太一般了，我也认为太中性了，不过像“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也可以用。叶叫工会的唐行南再改改。

接着我和叶昌明、施尚英、马振龙三个去工交组找黄涛打听马、徐、王的消息，黄说没确切消息。这时杨有根来电话问我下午财贸系统大会开不开，我说可能马、徐、王回来了，我正在打听，下午会可以不开，改由各组工作人员下去联系工作时向各局打个招呼。

这天下午，陈佩珍（十届中央候补委员、市委列席常委）告诉我下午2时在“康办”召开市委常委会，可能马天水他们真的回来了。随后叶昌明告诉我，他也接到通知下午“康办”开常委会，叫我在值班室等消息。我就在三十一棉值班室等着。王明龙带来唐行南修改后的口号，共21条，大部分都是当时通用的口号，如“认真学习，深入批邓”、“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誓死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至多是“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等，没有用“四个还我”的提法。我叫邹天龙去印了一部分，准备用，但先不要流出去。对于此事，后来的起诉书也好，官方说法也罢，叶永烈之流更不要说了，都称之为“反革命口号”。但他们从来没有，也不敢将这21条口号全部公布于众，让大家看看哪一条是反革命的。怕是一公布，他们那些强加于我们的罪名就站不住脚了，指鹿为马的西洋镜就穿帮了。【叶注：《革命造反年代》第四十章的有关内容中刊出了这21条口号。】

下午2时左右，与我从来没联系的市委写作班的王知常突然打来电话，问大标语刷不刷，如果刷就派人来，不搞就算了。我说：“市委正在开常委会，可能马老他们回来了，等等市委意见再说。”王知常说：“你们这班老兄，都什么时候了，还动动摇摇。”我说：“现在我们几个人定不下来。”王知常说：“这样，等你们到两点半，动，就来电话，不动就算了。”他留下了一个电话号码。

不一会儿，戴立清和马振龙从十七棉来了。我告诉他们刚才王知常来电话，问我们大标语刷不刷。马振龙说：“叫他们来嘛。”我说：“我们不动他们不会来的。”马振龙说：“就说我们动，叫他们来。”我说：“就我们这几个人怎么定得下来？”马振龙让打个电话问问施尚英，听听他的意见。金成典接通电话我先听的，我将与王知常通电话的情况告诉施尚英，施尚英说：“你们不要动，我这里有情况。”我问什么情况，施说电话里讲不清楚。这时马振龙将电话接过去听，不知讲了什么，没几句就将电话一挂，拉了戴立清就走，说要去施尚英那里一趟。他们走后再也没回来。事后我问过戴立清，戴说后来没去找施尚英。

到下午两点半，我没给王知常去电话，王倒准时来了一个电话，问我：“你们怎么样？”我反问：“你们怎么这么急？贴大标语又不是大不了的事，待市委常委会结束再动也来得及。”王知常说：“你们这班人现在还在摇摇晃晃，一到晚上，人家部队行动就方便了，可以抓人了。白天贴，他们行动不方便。”我说：“我还是定不下来。”王说：“好了！好了！我再等到你们4点钟，动，你们就打电话来，不动，你们也不要打电话了，我也不再打电话给你们了，我人也不在这里了。”到4点，王知常又来了电话，我仍讲市委常委会没结束，我们没法定。王知常非常恼火地说：“好了，好了，算了，算了，束手就擒吧！”说完就将电话啪地挂了。

这天下午，按王少庸“做好一切准备”的决定，我叫我们厂党委书记潘浩然将民兵枪支的子弹压进弹夹，但枪与弹还是分开保管。

四、华国锋、叶剑英等使缓兵之计

13日晚上，在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后，通知我们工会、妇联、团委、公安、民兵系统有关人员在锦江小礼堂开会，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传达中央会议精神。

会上，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谈了去北京开会的情况。并非是中央召开什么会议，主要是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找他们谈话去的，说：毛主席早就批评过“四人帮”，下决心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张春桥写有一个《有感》，什么内容也没说，只说张有野心；姚文元将毛主席指示“照过去方针办”篡改为“按既定方针办”；江青为了保管毛主席材料的问题，在政治局会上大吵大闹。保管什么材料没有讲；王洪文钓鱼的问题。等等。又说：上海是上海，“四人帮”是“四人帮”，上海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你们回去大胆地把工作抓起来。还说：“四人帮”也只是隔离审查，问题查清楚了还是要安排他们工作的。传达中根本没有什么实质内容，更没有必须抓人的理由，故与会的人没一个想得通，情绪也非常激动，有的还流了泪，认为根据这点东西就抓人，太过分了，而且他们几个人就决定将党的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委员抓起来，不符合党的原则！

我也表示想不通，我说：“对‘四人帮’的批评过去从未听到过，这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提法。但毛主席从来也没有说要打倒他们，无非是要他们不要搞小圈子，要团结大多数。主席历来亲者严、疏者宽，这是很正常的事。如果把毛主席历来对某一个人的批评集中起来，公布一下看看，我看许多人都该抓起来打倒。主席工作中对某个人批评、表扬是正常的，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呢？况且毛主席直到临终对四个人一直是信任和重用的。从字面上理解，所谓姚文元篡改毛主席指示，‘照过去方针办’和‘按既定方针办’并没有什么不同，语法上并没原则问题，怎么能说叫篡改呢？江青‘大吵大闹’要保管的毛主席材料，究竟是什么材料，怎么也不讲？江青毕竟是毛主席夫人，即使有不对也可以开政治局会议批评，也不至于抓人。至于王洪文在中南海钓鱼，这算什么问题？最多是需要批评帮助的问题，抓人不是太荒唐了吗？一个党支部里的某个委员犯错，支部也是开会批评帮助，中央政治局总比支部水平高吧，怎么能抓人来解决问题呢？”

大家在会上发了一通，马、徐、王他们也没法解释。其实大家看得出他们自己也没想通，没有任何事实来说服大家。但华国锋、叶剑英讲的有两点他们似乎听进去了，还很相信，就是：上海是上海，“四人帮”是“四人帮”，上海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四人帮”也只是隔离审查，问题查清楚了还是要安排他们工作的。他们反复用这些话来劝大家冷静，叫大家不要动，明天再找大家谈谈。实际上以后一次也没再谈。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根据自己的认识作出了一些反应。根据后来一些报刊文章所披露出的内情，我们当时那些反应是符合实际的。

1996年，中共党史出版社的《“文化大革命”简史》中提到毛主席早就批评过“四人帮”：“毛主席在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对在京的政治局委员谈话时批评王、江、张、姚，不要搞‘四人帮’，（说）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这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这个问题要解决，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一年解决不了二年。又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很多史料也表明，毛主席对江青批评是批评，并不是要打倒她。这些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应该是清楚的，为什么只拎出“毛主席早就批评过‘四人帮’”这个理由？一句话，要让人感觉似乎毛主席早就想抓他们了。

在特别法庭上，他们用了毛主席对华国锋讲的“你办事，我放心”，江青反驳他们隐瞒了六个字“有问题、找江青”。不说毛主席讲话的背景，一味强调“你办事，我放心”，似乎华国锋办任何事、讲任何话、做任何决定都是对的，都是毛主席放心的，这样一来，毛主席就变成唯心主义者了，辩证唯物主义没有了。什么叫做“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算领教了。可悲的是如此低级拙劣的手法竟在党内获得了一片赞许和肯定。

五、联络点间缺乏横向联络

听了这次会议的传达，大家虽然思想上都不通，但感到发动群众游行抗议、发动大罢工、贴大标语已经不适宜了。我们也认识到：政变并不是被打倒的邓小平出面搞的，因为华国锋表示要继续深入批邓；其次，毛主席指定的接班人是华国锋，华国锋也的确接了班；再者，市委已明确要冷静不要冲动。因此不能对着干了这一点是明确的。14日我就通知把三十一棉的值班室撤掉，并将印好的口号销毁，防止有人冒失，上街去刷出来。

14日下午，马振龙叫我和戴立清到他们轻工业局去坐坐。三个人讨论了头天马、徐、王的传达，都表示许多地方想不通。马振龙说：“不要讲想不通，我们冷静下来议几条问题。马天水不是说还要找我们谈谈吗，到时好向他们提出来。”我们两个都表示同意马振龙的建议。于是，由我执笔，大约拟了11条，在台头上我写了“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是林彪的手法。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是王明的路线”。因为之后马天水没再找我们谈，故也没用上。

后来大批判的时候，诸多报刊文章将“十一条”说成是反革命纲领，但又从来没敢将“十一条”内容全文公开出来。应该让大家看看，分析一下“十一条”是怎么个“反革命”法。

14日下午市委要召开常委会，陈佩珍打给我一个电话，问我财贸系统怎么传达会议精神。在电话里我对她说了“十一条”的内容和大家都想不通的现实，希望她在常委会上能提一提。至于传达，我说这么大的事中央连个文件都没有，听多少传多少，要是听错了传错了怎么行？我表示不好传达，希望她在常委会上也提一提。

没多久，中央就派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到上海“帮助工作”，市委在延安西路200号召开会议（苏、倪、彭没直接出面），我们被要求“说清楚”，大家将10月8日至14日一周内活动的细节都讲清楚了。这时我才知道，除了总工会为了保持互相联系在我们国棉三十一厂设立联络点外，在丁香花园还有一个联络点，主要人员是朱永嘉、王知常等市委写作班子成员，民兵指挥施尚英等人在中国纺织机械厂和江南造船厂也设有两个点。负责协调各个点的是市委常委张敬标。之前我一点不知道联络点是市委安排的，也不知道设了这么多联络点，但横向没任何联系。13日王知常来过电话，同施尚英也通过一个电话，但都不知道他们具体在哪儿。

六、所谓“反革命武装叛乱”不符合事实

10月14日市委常委会后，苏振华、倪志福、彭冲还没来上海，上海市委由马天水主持工作，全市保持了稳定。所以彭冲所谓粉碎了上海一次“反革命武装叛乱”是不符合事实的。

彭冲在11月一次大会上宣布“粉碎了一次反革命武装叛乱”，借以表白他们在上海立了一次“大功”。那么，他们是怎样“粉碎”的？他们什么都没做，连找我们谈话都没有过。仅是马天水传达华国锋讲话后，说我们“情况不明，判断有误”，叫大家不要动了，我们就按市委指示撤掉所有的点，停止了一切活动。半个多月后彭冲他们才来上海。所谓“武装叛乱”，全是根据我们自己讲出来的情况，强行按到我们头上的，他们都没做过任何调查。武装叛乱既无事实，又谈何“粉碎”？

彭冲为了邀功立名，编造出他粉碎了一场“反革命武装叛乱”。这不要紧，却将我们这一大批衷心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干部、群众打成了反革命，很多人判以重刑！其实用现在的话说，彭冲也是“造反起家”，他为窃取要职，将原江苏省主要负责人江渭清压着长期不解放，中央指示要解放江，他才不得不将江解放，但又不安排职位，中央只好将江渭清调江西任职。

所谓反革命武装叛乱，必须具备旨在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行为故意。当时情况不明，我们只知道党中央、毛主席重用的几个领导人被抓了，究竟谁干的都不知道，为了保卫党中央、防止复辟才做了誓死保卫的准备，待13日马天水他们回来后，情况稍有明朗，知道政变并非反共产党的敌对势力所为，就马上主动地停止了一切准备。看看10月8日至14日的全部活动，怎么能证明具备了“三个推翻”的宗旨？相反，这七天足以证明我们是按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坚持社会主义的。这七天中所有的会议内容、表态、发言，包括拟定的21个口号，无不证明了这一点。

如果保卫党中央、防止复辟也算反革命行为，照这样的逻辑，华国锋、叶剑英、李光念、汪东兴包括邓小平也都是“反革命”了，因为他们一直肯定毛泽东同志是伟大领袖，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的党，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只是后来加了个“中国特色”）。但崇拜毛主席、敬仰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并不惜用生命去捍卫她的干部群众倒成了“反革命”，并遭受专政！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讲，逻辑上都是极其混乱荒谬的，在法理上也是站不住脚的。

同“反革命武装叛乱”说法相呼应的，是后来特别法庭所谓的“四人帮”早有预谋，欲将上海民兵搞成他们篡党夺权的“第二武装”，而且在毛主席病重期间加紧篡党夺权阴谋，突击向民兵发放一批武器。这种罗织不仅卑鄙，而且可笑。“四人帮”靠上海民兵对抗解放军陆海空几百万正规军，就可以打到北京篡党夺权了？“四人帮”会如此低能？上海民兵改造，众所周知是在毛主席、党中央指示下进行的。早在1967年武汉“七·二〇事件”后，毛主席就提出“给左派发枪”，事实上这指示并没有落实，后又提出了城市民兵改造问题。上海根据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提出民兵改造的具体意见，上报中央，经党中央转发后实施。事情的整个过程，中央几次下发的文件，华国锋、叶剑英都是清清楚楚的，怎么最后把上海民兵说成了“四人帮”的武装！而且民兵的组织、训练，武器的生产、发放都是在军队领导下进行的，上海由警备区负责，李彬山副政委担任“市民指“主要负责人，各区、县“民指”也由区县人民武装部为主要负责人。而且地方无权生产和发放一支枪、一颗弹，各兵工生产单位都由部队长期派驻军代表，负责监督产品的品种、数量、质量，负责收购、储存。对此，上海两任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和周纯麟都清清楚楚，难道以他们为司令员的上海警备区也是“四人帮”的武装？

“反革命武装叛乱”罪名里有一个给民兵突击发放武器的问题。实际上，在毛主席病重期间的1976年8月份，中央军委、总参、总后发文，为防止非常时期敌人发难，加强战备，命令向民兵发放一批武器。这同上海市委，同“四人帮”毫无关系。要说有关系，倒是与主持军委工作的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和主持党中央工作的华国锋有关系，没他们的决定军委能发文件，地方的民兵能领到枪吗？而且不仅给上海民兵发枪，是给全国民兵发枪。在8月底9月初“康办”的一次会议上，我听到马天水问警备区周纯麟司令员民兵武器的问题，说总参文件早就下来了，怎么还没落实？周纯麟说回去查一下。到9月9日毛主席病逝，中央军委命令全国进入一级战备，以防止敌人乘机发动战争，部队进入临战状态，“市民指”也实行24小时战备值班。这一切不是华国锋、叶剑英为首的中央下命令的结果吗？怎么成了“四人帮”、上海市委突击发放一批民兵武器，加紧了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

叶剑英女儿凌孜（叶向真）在为《新民晚报》“我的父辈”征文写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违背历史事实，说毛主席逝世后，“江青等跃跃欲试，准备‘登基’，‘四人帮’要先动手了”，唯一的根据就是“上海民兵发了武器”。于是乎10月6日将四个人秘密抓起来成了万不得已，否则他们就“要先动手了”，要发动民兵打到北京篡党登基了。简直荒诞无稽！

叶永烈在他《“四人帮”兴亡》里可能想弥补什么“空白”，就编造说上海市委组织几个厂“生产轻武器”，而且说上海民兵的武器装备比部队还先进。这么一来，似乎武器不是华国锋、叶剑英命令发的，而是上海自己私自生产发放的。但他又说不出上海组织了哪几个厂生产轻武器，生产出什么足以与正规军对抗的轻武器“神器”。我倒可以告诉叶永烈们：上海不是几个厂，而是几十个、上百个厂在生产武器，仅上海在皖南的小三线就有80多个厂在生产，生产的不仅有轻武器，还包括许多重武器，先进武器。叶永烈说只有几个厂生产轻武器，真真是包庇上海市委，包庇“四人帮”。但是，所有这些军工生产单位的生产、收购、储存、发放既不是市委，也不是“四人帮”的事，而是军队。

不错，在开始情势不明的情况下，上海民兵确有“对着干”的准备。我后来知道，在中机厂、江南造船厂设了两个值班指挥点，各单位民兵也在一级战备基础上加强了值班，但都没有脱离部队体系。上海民兵始终是在上海警备区管辖领导下的，这些战备活动警备区党委是完全清楚的，都是在警备区副政委、副司令，各区县人武部部长直接领导指挥下，在阳光下进行的。尽管这些部队领导后来都列为“四人帮”的“亲信”、“体系”遭到关押、判刑、吊销一切军功章，（如副政委李彬山，13岁就参加红军，全家十几口被敌人杀害，参加抗美援朝荣获过金日成勋章，把一生都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后被判刑，押回湖南老家。）但也改变不了历史事实。这些部队领导到地方支左，被指派领导民兵都是警备区党委决定、南京军区批准的，是在警备区党委领导下工作的，是向警备区党委汇报并执行警备区党委命令的。

上海在那几天主要的活动是：

10月6日，通知马天水去北京。

10月8日深夜（9日凌晨），市委召集会议告知四位领导人被抓。

10月9日，没具体活动，主要是打听消息。

10月10日，在市总工会设联络值班室；大概也就在这天，民兵也设立了两个指挥点；徐景贤、王秀珍去京。【叶注：总工会人员设联络点是12日下午在市工人文化宫商议定的】

10月11日，设点的具体安排工作。

10月12日，王少庸主持市委常委会，决定做好一切准备，待马、徐、王回来定。

10月13日，马、徐、王回沪传达，明确表示不要动了。下午各点全部撤销，包括民兵的两个点。

这期间，上海没出现一条标语，没一家工厂停工，民兵没一个上街，商店没一家关门，人民生活秩序、生产秩序一切正常。设点只有三四天，便全部撤销，停止了一切活动。这些活动与“四人帮”毫无关系，他们已被抓起来了，所以说“四人帮”策动什么“反革命武装叛乱”，牛头对不上马嘴。如果“四人帮”真有预谋策划，要动早就动了，虽不能像许世友讲的那样“带兵进京”，但像朱永嘉讲的打不了一星期打三天也好，让全国知道上海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完全可以做到。

上海是文革的发源地，毛主席寄希望于上海的工人阶级，在当时历史背景下，加之情况不明，上海作出一定反应是在情理之中的。那些反应绝不是敌视共产党、仇视社会主义，想把共产党搞垮、把国家搅乱，而是坚定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坚定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定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所以，当马天水回来传达后，我们知道至少不是敌对势力所为，而是共产党内的矛盾，是在华国锋主持下的共产党中央发生的。尽管我们有些问题还未想通，但都认为不应有对峙行动是明确的，这也是之前行为的本质决定的。无论怎么说，都谈不上“反革命武装叛乱”，因为反革命叛乱必然本质上是为了推翻共产党、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如果不带政治偏见或为了政治需要，实事求是地分析，怎么也得不出“三推翻”的结论。

苏振华的女儿苏承业在《新民晚报》“我的父辈”征文中，为衬托她爸爸在上海建的“奇功”，胡说上海“已准备拉电网，炸桥梁，破坏公路、铁路，占领电台……”。给我们强行安上了十恶不赦的破坏分子的罪名，而她又提不出任何可做佐证的事实根据。我们从来没有，也不可能谋划这类恶劣的破坏活动，相反是考虑到与修正主义真正对抗起来的话，对上海市民日常生活造成的影响到底如何。苏振华既然在上海待了一段时间，应该清楚事实真相，他的女儿怎么能捏造出如此离奇的情节？

这个“我的父辈”征文，都是如叶剑英女儿、苏振华女儿等高干子女写的，不乏瞎编捏造的内容。这类东西最后还汇编成书全国发行，当做“历史”，真是误人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