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非梦 | 第十章 工人阶级驻上层 分管财贸履薄冰
一、工宣队办公室进驻市革会职能部门
党中央号召“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1968年7月26日，经毛主席批准，首都60多个工厂三万多工人组成“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进驻首都各大专院校领导斗、批、改。
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全文如下：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
中发[68]135号
毛主席批示：照发。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和军分区，各野战军、各总部、各军兵种：
毛主席最近指出：“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份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对于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具有极其重大的战略意义。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而进驻大学的北京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已经获得显著的成效，在全国起了巨大的影响。中央认为：整顿教育，时机到了。各地应该仿照北京的办法，把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学校逐步管起来。在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在工人中已经实行革命大联合，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已经有了显著成效的大、中城市，都要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批分期，进入各学校。先搞试点，总结经验，逐步普及。先进大学，后进中、小学。没有两派组织，也没有武斗的学校，也要进入。抽调工人的人数，大体上可占当地产业工人十分之一左右，或更少一点，不会妨碍生产。可以轮换。宣传队不要带武器，那些还没有实现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以及那些还没有清理阶级队伍的工厂的工人不要参加。进校前后，都要认真学习和正确掌握毛主席的政策，广泛深入地宣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七·三”、“七·二四”布告，作细致的思想工作，帮助、促进那里还没有实现革命大联合的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行革命的大联合。有武斗的地方，坚决制止武斗。对两派组织，先作调查研究，不要匆匆忙忙地轻易表态。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学校后，要善于发现和团结那里面的学生、教师、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共同工作，推动教育革命。
这是一件大事。请你们接到通知后立即进行调查研究，并将你们的部署或计划电告中央。在条件还不具备的地方，应当先创造条件。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校后典型经验的报告，将另发供参考。
8月25日和26日，经毛主席批准，《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全文如下：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一个伟大的斗、批、改的高潮正在到来。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发表，浩浩荡荡的产业工人大军有领导、有步骤地开进学校和其他一切还没有搞好斗、批、改的单位，是这个高潮到来的信号。这个高潮，是经过成立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等等一系列工作之后出现的，它将在各个领域中引起深刻的变革，猛烈地冲击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教育广大人民，粉碎暗藏的反动派，引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大大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放在各级革命委员会当前的重大任务，就是不失时机地认真搞好斗、批、改。完成这个任务，必须坚持工人阶级领导，“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
自从十九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开始形成的时候起，就提出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到今天已经一百二十年了。只有帝国主义、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新老修正主义者才反对这个彻底革命的口号。中国共产党是以这个口号为其基本纲领的。而要实现这个口号，就要联合工人以外的广大群众，这主要是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以及有可能改造的知识分子，并领导他们前进。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整个过程，仅仅是在工人阶级这个唯一的阶级领导下进行的。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的集中代表者，是全党、全军、全国和广大革命人民唯一的领导中心。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毛主席的各项指示，都反映了工人阶级和亿万革命人民的迫切要求，体现了无产阶级对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坚强领导。正是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下，才能发动这样一场亿万革命群众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坚持工人阶级的领导，首先要保证工人阶级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每一个指示，工人阶级的最高战斗指挥部的每一个号令，都能迅速地畅通地贯彻执行。必须反对多中心即无中心论、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等种种破坏工人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反动倾向。各地革命委员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机构，各单位都应当接受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我们国家中，不允许存在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相对抗的任何大的或小的“独立王国”。
旧北京市委那种抗拒毛主席指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是中国赫鲁晓夫等一伙大阴谋家对抗工人阶级领导、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手段。这个“独立王国”已被革命的风暴彻底摧毁了。它的阶级斗争的历史教训，应为一切革命者所记取。全国各地那些被资产阶级分子所把持的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里的公民们，也应当研究这个教训。
工人宣传队进入教育阵地，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自古以来，学校这个地方，就是为剥削阶级及其子女所垄断。解放以后，好了一些，但基本上还是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垄断。从这些学校出来的学生，有些人由于各种原因（这些原因大概是：或本人比较好，或教师比较好，或受了家庭、亲戚、朋友的影响，而主要的是受社会的影响）能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有一些人则不能。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内，存在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严重现象。
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小将奋起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反，学校中的资产阶级反动势力暂时地遭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但随后不久，有些人又暗地活动起来，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斗、批、改，破坏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破坏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和整党的工作。这种情况引起了广大群众的不满。现实的状况告诉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单靠学生、知识分子不能完成教育战线的斗、批、改、及其他一系列任务，必须有工人、解放军参加，必须有工人阶级的坚强领导。
毛主席最近指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毛主席这个指示，指出了学校教育革命的方向和道路，是彻底摧毁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锐利的武器。广大青年学生，要热烈欢迎工人阶级占领学校阵地，参加斗、批、改，并且永远领导学校。
工人阶级有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丰富的实践经验，工人阶级最仇恨一切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言行，最痛恨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旧教育制度，最反对某些知识分子破坏国家财产，阻碍斗、批、改的“打内战”行动，最讨厌言行不一的空谈习气和两面派作风。所以，工人阶级群众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士相结合，能够最有力地制止一切违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错误倾向，最有效地解决种种所谓“老大难”的问题。知识分子纠缠不休不能解决的矛盾，工人们一到，很快就解决了。隐藏在幕后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一小撮坏人，只有在工人、解放军的参预下，才能把他们的反革命面貌彻底揭发出来。
工人只要管工厂就够了。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工人阶级懂得：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不把学校中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搞彻底，不挖掉修正主义根子，工人阶级就不能最后得到解放，就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就有重新被剥削被压迫的危险。积极参加各个领域的文化大革命，用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文化教育阵地，是有觉悟的工人阶级应当肩负的责任。
我们要自己解放自己，不需要校外的工人参加。《十六条》说的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难道工人不算“群众”？难道工人阶级不算“自己”？一切真正的而非口头说说骗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都把工人阶级当作“自己”人，当作人民群众中最先进、最有觉悟的一部分人。工人、战士、学校中革命的积极分子“三结合”，就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最可靠的保证。那种把工人当作“自己”以外的异己力量的人，如果不是糊涂，他自己就是工人阶级的阶级异己分子，工人阶级就有理由专他的政。有些自己宣布自己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知识分子，一遇到工人阶级触动他那个小小的“独立王国”的利益的时候，就反对起工人来了。这种叶公好龙式的人物，在中国还是不少的。这种人就是所谓轻视工农、爱摆架子、自以为了不起的人物，而其实不过是现代的一批叶公而已。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占领那些“多中心即无中心”论者盘踞的地方。这样，成堆的知识分子中间的不健康的空气、作风和想法就可以改变，他们也就有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
工人不懂教育。某些所谓高级知识分子这样说。还是收起你那一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臭架子吧！有两种教育：资产阶级教育和无产阶级教育。你们，懂‛的是资产阶级那一套假，学问‛，教理工科的不会开机器和修机器，教文学的不会写文章，教农业化学的不懂得施肥料，这样的笑话不是到处都有吗？理论与实践一致的无产阶级的教育制度，只能在无产阶级的直接参加下才能逐步创造出来，你们于此是一窍不通的。
工人不了解学校情况，不了解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同志，不要着急，工人是会了解的。工人阶级比那些目光短浅、只看到自己一个小山头的知识分子，水平不知道高出多少。他们不是住三、五天，而要长期工作下去，要永远占领学校和领导学校。一切客观存在的事物都是可以被认识的，工人阶级将会通过自己的革命实践更深刻地认识世界，并按照工人阶级的面貌改造世界。
工人宣传队要有步骤、有计划地到大、中、小学去，到上层建筑各个领域中去，到一切还没有搞好斗、批、改的单位去，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团结、帮助那里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联合大多数群众，包括有可能改造的知识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促进那里的斗、批、改。这是中国工人阶级当前一项伟大的历史使命。在这个过程中，工人阶级本身会受到深刻的阶级斗争锻炼，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工人干部，充实到国家机关的各个方面以及各级革委会里去，不但管理学校而已。
为了完成这个历史任务，工人阶级必须认真学好毛泽东思想，学习毛主席历来教导的群众路线和调查研究的作风，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加强革命的纪律性，不断批判工人阶级内部各种资产阶级腐朽作风的侵蚀及影响。在文化教育单位，资产阶级有它的传统势力。在工人阶级要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即毛泽东思想改造世界时，资产阶级总是力图用他们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来腐蚀工人队伍包括其领导干部中的薄弱部分。对此必须有高度的警惕。必须保持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必须警惕糖衣炮弹或其它形式的手段对工人队伍的袭击。还要认真地做好清理阶级队伍工作，抓革命、促生产，搞好工厂企业的斗、批、改。
毛主席最近指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毛主席的这段话，是对斗、批、改阶段群众运动发展的总结，为我们完成工厂企业斗、批、改的任务指出了明确的道路。”
首先的任务是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使工厂企业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这往往是同大批判和大体上清理阶级队伍两项任务结合起来做的。
革命的群众性的大批判，使人们清除了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各地代理人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提高了两条路线斗争觉悟，从政治上、思想上为清理阶级队伍开路，并且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过程中，起着发动群众、巩固斗争成果的作用。清理阶级队伍，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特务、叛徒、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是工人阶级向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进行无产阶级专政、纯洁自己队伍、清除钻到内部来的阶级敌人的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它为大批判提供了生动的活材料。两者相互促进、相互推动。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为整党创造了最好的条件。经过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阶级斗争的严格考验，广大党员的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同群众的关系有了很大的改进，党内的极少数坏人清除出去了，党员的政治状况、组织状况基本上弄清楚了，并且吸收一批在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参加党组织，使党增加新鲜血液，逐步形成一个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核心，这样，我们就能整顿好党的组织，我们就能实现毛主席指出的伟大整党目标：“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在工矿企业中的运动是如此，在文化教育事业中，在党、政机关中的运动，也大体是如此。
革命的高潮推动着生产的高潮。由于几万万贫下中农努力，我国农业生产多年获得丰收。有了一个巩固的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才能使城市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节节胜利。我们向工人阶级的巩固的同盟军贫下中农致敬。随着斗、批、改的深入开展，工业战线上也在涌现出许多新事物，不少地方已在改的过程中出现了蓬蓬勃勃的技术革命。形势大好，振奋人心，一小撮妄想复辟的阶级敌人彻底完蛋了。
现在美帝、苏修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的日子很不好过，他们焦头烂额，分崩离析，走投无路。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则是光辉灿烂，前途无量。
我们一定要努力跟上发展着的形势，充分发动群众，及时总结经验，做好调查研究，抓好典型，全面规划，加强领导，认真打好斗、批、改这一仗。这是我们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中的一仗，让我们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乘胜前进！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于7月28日成立了工宣队领导小组，由王洪文负责，9月份组建了上海工宣队各系统办公室，进驻市革会各对口职能部门，工宣队员达到十万人。
第一办公室，与市革委会文教组对口，进驻市管新闻出版、体育、卫生、文艺和教育系统，由王秀珍负责。
第二办公室，与市革委会地区组对口，进驻十个区的文教、体卫系统，由张宝林负责。
第三办公室，与市革委会科技组对口，进驻市管科研院所，由戴立清负责。
第五办公室，与市革委会郊区组对口，进驻十个县的文教、体卫系统，由王明龙负责。
第六办公室，与市革委会财贸办对口，进驻市管财政金融、内外商贸等系统，由黄金海负责。
1969年1月，市革委会决定各工宣队办公室与所驻市革委会职能部门合并，并经市革委批准建立了“三结合“的领导核心班子：
文教组（一办），王秀珍、老干部罗毅、军代表徐海涛，具体负责罗毅、徐海涛。
地区组（二办），老干部黄克、张宝林、军代表，黄克负责。不久张宝林调任市文攻武卫（民兵）指挥部。
科技组（三办），戴立清、军代表田树尧、老干部许言，戴调任王维国专案组后由许言负责。
郊区组（五办），警备区副司令员张宜爱、老干部张辑五、王明龙，张宜爱回上警后由张辑五负责。
财贸组（六办），东海舰队副司令高志荣、黄金海、老干部续中一，高回舰队后由黄金海负责。
【叶注：上述各组办领导核心班子成员只是列举代表性的前三人，实际成员不止三人。这里列举的名单也是初期情况，后来成员的变化很大。】
叶永烈书上说“上海的党政大权全落到到张春桥、王洪文手里”，这不是事实。张春桥、姚文元虽然是市革委会一、二把手，但基本上在北京，上海主持工作的是原市委书记处书记马天水，王洪文在市革委会仅是六把手，上面有张春桥、姚文元、马天水、周纯麟（警备区司令员）、徐景贤。【叶注：我认为文革中上海的党政大权只能讲是掌握在张春桥手里的。不论是马天水主持市委日常工作，还是王洪文主持市委工作，上海的大事、重要事是必须报告张春桥的，因他是市委一把手，并不是挂虚名的。如局党委的正副书记任命就需得张的同意，这也是原拟提任王明龙为一机局党委副书记，最后只是报批为局党委常委的原因。另外市革会中的排名，在党的“九大”后，王洪文已列在徐景贤之前了。】
从各组办（相当于原市委、市人委的部委办）的主要负责人来看，除了财贸组是我主要负责外，全部都是原市委和华东局老干部为主要负责人的。*【叶注：市组织组主要负责人金祖敏也是工人造反派新干部。】*下面各区、县、局甚至公司和基层单位，几乎没一个是新干部为主要负责人的，基本上都是相应的老干部任主要负责人，这只要从历史档案中一查便清清楚楚。这也是正常的，老干部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有丰富的领导实践经验。当然，各级领导班子中配备一些新干部也是必须的，革命事业总要承前启后，如果说因有了几个新干部就是“篡权”，名不见经传的“草民”也参加领导就是“大逆不道”，那这种思想陈腐到连资产阶级都不如！资本主义国家还有名不见经传的小工人最后当总统哩，何况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
不错，新权力机构并没有将原来市委、市人委的干部百分之百地官复原职。在中央号召精兵简政，党的一元化领导的方针下，上海市革委会撤销了原来的两套班子机构。比如，市财贸组原来是分为财贸办专司业务，财贸政治部专司党务、政治、干部，成立革委会后就把二家工作统一由财贸组抓起来，干部编制比原来要精简一大半。于是分了“大班子”、“小班子”，编余的干部保留原工资进“大班子”，边学习边适当劳动，作为干部蓄水池，按需要陆续分配。从市直机关到各系统都办有“五七干校”，是按毛主席“五七指示”开办的。这是非常英明的举措，比如我们三十一棉缺少老干部，市委就批准从财贸口“五七干校”调了原来仅是科级的潘浩然、沈善昌去任万人大厂的党委书记、副书记。现在都把“五七干校”说成是政治迫害，难道只有保留庞大的官僚机构，干部只能上不能下，搞终身制才是正确的？
二、破财贸系统派系林立问题，从整顿领导班子开始
（一）财贸系统所面临的问题
我当时是市革委会委员、市总工会常委。1972年，中央组织部批准增补我为市革委会常委，我是在看到中央文件后才知道的，事先王洪文也没对我透露过，也许是组织纪律。当初市革委会成立后，我是不是委员自己也不知道。我并不在意这些，也从来没有伸手要过什么职务，市委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叶注：据我所知，上海人民公社即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其领导班子的组成是：张春桥、姚文元以个名义参加，驻沪三军和各群众组织都以组织代表名义参加。在1968年之前，上海市革会无正副主任、常委、委员职称，有需要以市革会领导人名义出面时，通常冠以“市革会负责人”或“市革会领导成员”的称号，也即似为正副主任的职称。68年8月后经报党中央批准，才正式明确了市革会正、副主任和常委、委员的名单，到72年时对这个名单作过一次删除和增补的正式调整，之后一直没正式变动过。《革命造反年代》后面附录有上海市革会成员名单，可参阅。】
上海是全国的经贸中心，因此，工交和财贸是上海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两个系统。
市财贸系统包括：商业一局、商业二局、供销合作社、水产局、粮食局、外贸局、财政局、税务局、工商行政局、人民银行、海关，还有一个“五七干校”。这12个局级单位担负着全市1200万人的吃、住、用的供给，负责上海的财政税收和内外贸易。【叶注：区和县的财贸单位属区、县党政系统管辖，但业务上与市局有关联。】
我是一个从基层上来的工人，从未接触过这些领域，深感压力之大，急啊！进财贸系统后，我面对的大问题是：
第一，一千多个干部还没“解放”，有的是关着，有的靠边在“牛棚”里边。内有300多个干部的审查问题没有了结，这里面有八个“集团”案，还有中统、军统特务和叛徒案。落实干部政策，党中央早就号召了，但已经1968年了还有这么多的干部没落实，这是一个大问题。干部不解放出来，你要调整班子就没有办法进行。
第二，是派性问题。当时财贸系统内资产阶级派性非常严重，许多基层单位都有两派，这主要反映在新干部中。两派中一派文革初就挂钩“工总司”，叫“工总司财贸系统造反队”（“工司财”），王志品负责；一派是后一点起来的“财贸系统革命造反联络委员会”（“市财联”），负责人是宋有福。在贯彻贵阳大联合经验时，“工总司“做了大量工作，促使“工司财”与“财联”合并了。但不少单位二派表面虽然联合了，却是貌合心离，再加上原有的恩怨，基层还是门户之见很深。这个问题不解决也不行。
第三个问题就是，已解放出来的老干部大都是两边不得罪，哼哼哈哈的人；而结合进领导班子的原二派新干部，不少人没有能力、没有威信。
在这种情况下，落实干部政策，把从局到基层的班子全部搭好、调整好是个很困难的工作。
（二）狠抓干部政策落实
上海在贯彻贵阳归口大联合经验时，“工总司”和“市财联”于67年3月24日发布《关于实现财贸系统革命造反派大联合的通告》，明确成立“上海财贸系统革命造反委员会”（“财革会”）。但是在联合过程中，两派都想以我为主，尤其是之前的财贸系统三结合夺权是以“市财联”为主的，“工司财“认为被排斥了。因此我进去后，感到从上到下资产阶级派性很严重，已建立的局革委会缺乏权威，且有些革委会班子存在不纯的问题。
财贸系统（不包括区县属财贸干部，那是区县负责的）一直没“解放”或做出结论的1000多干部（处局级干部有80多人），都是由原“市财联”在“清队”中搞出来的。
要打开局面，一要铲除资产阶级派性，二要狠抓落实政策，解放干部，三要调整各级领导班子，否则什么都干不成。
首先，我们从轻工业局系统调集7000多优秀工人组成工宣队，每个局进驻一个工宣队团部，公司进驻工宣队连部，基层单位进驻工宣队，全面开展工作。进去几天做了一些调查以后，就在文化广场召开万人大会，工宣队7000多人全部到会，讲了财贸系统落实干部政策的状况、现在存在的问题和要怎么解决。大会强调落实干部政策，批判了干部政策上的许多错误论调。我们用原财贸政治部的一批人，加上工宣队一部分人，组成复查组，对整个财贸系统有遗留问题的老干部全部进行复查。复查量很大，各工宣团和工宣连也都相应地成立了复查组。这样复查有什么好处呢？因新设的复查组成员都不是原来审查干部的人，跟被查的干部没有复杂关系，不会有我没你、有你没我，比较客观。如果要原来搞审查的人自己来复查，不知会复查到什么时候。特别是复查“专案”的阻力最大，以前审查案子的那些人觉得辛辛苦苦几年，不能弄个竹篮子打水一场空，没有功劳了。还是毛主席的一句话给了他们台阶下——“事出有因，查无实据”。
当时多次召开工宣团、工宣连干部会议，强调无论哪一派，都难免混进一些不纯分子，不论是哪派，对有问题的人我们都是要坚决清理出去的，即使原来已“过关“的也必须撤下来。如果经过教育帮助，仍坚持资产阶级派性，就坚决撤掉，决不要手软，不能再拖了！各级革委会班子中已三结合的老干部，如果大事干不了，小事不愿干，遇事不开口，碰到矛盾绕道走，甚至也卷入派性，要批评教育，仍不悔改的也要适当调整。
这里涉及到的人有许多是所谓的老造反，阻力相当大。他们纷纷告状到市里，有的还告到中央国务院，说我在财贸系统搞“复旧”，“镇压造反派”、“排挤打击老造反”等等。王洪文曾为此专门找我谈话，说：“你怎么回事？人家写信写到国务院告你了。”我汇报了我的做法，说这有什么错，王只是要我注意些，没有说其他的。
因为需要大量的革命干部，我们按周总理指示认真迅速复查，抓紧落实干部政策。除了工宣团、连，市财办（当时叫“六办”）也特设了专案复查组，经一年多的复查，对八大“集团”案全部否定，处级以上干部复查也基本结案，没有一个定为叛徒、特务、反革命的，很多人安排了相当于其原来级别的领导工作，也有部分随机构精简进了“大班子”，在“五七干校”待分配。
我去之前，财贸组机关是原财办副主任续中一负责。续中一这个人原是山东省财政厅厅长，后来被打成右倾，下放农村六年，平反以后调到上海，任上海市财贸办公室副主任，夺权后解放干部的时候，他解放得比较早。而解放比较早的干部中有些人有个很大问题，比如运动当中反对他的指不出他有什么缺点错误，拥护他的也讲不出他有什么功绩。我进去后一调查才知道，财贸组的部门中，大多是原来财办的干部，财贸政治部的人大多弄到“五七干校”去了。于是我跟续中一商量说：“你这个不行，这样搞还是等于搞派性。要到‘五七干校’去，想办法抽一批财贸政治部的干部出来。”当时我是工宣队六办主任，他不大好反对我这个想法。我就派工宣队到“五七干校”，并专门成立复查组，各个组都派一二名工宣队员参加工作，调出一批原来财贸政治部的干部充实到财贸组各部门。续中一被解放之后，看文件就是画个圈，我批评他：“你圈一圈是什么意思，算同意还是不同意？你有意见就提出来，这样圈一圈是滑头的作为。事情要是对的，你会说你也看过了，错的，你会说你虽看过但没有表态。你以后签文件不能这样搞，有意见写意见，没有意见就写没有意见，写清楚。”这个人工作方面就是这样打哈哈，很难办。
解放新干部有阻力，解放老干部也有阻力。以前老干部之间有一些什么矛盾我也不了解，但在解放干部的问题当中就反映出来了。比如下文要提到的应飞，我说要解放，续中一说不行，这个人无病呻吟，解放了也没有用。我也不了解应飞，就找他谈话，他也承认在反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他接受了反面教育，看到敢讲、敢做、敢负责任的干部在运动当中没有好结果，而遇到矛盾绕道走、不开口的人往往没事，找不到缺点。我觉得他这个话也有一定的道理。复查和落实政策过程阻力重重，就像上文所说的，不仅来自派性干扰，也有老干部的反对，特别是原来搞清队的专案组认为，自己辛辛苦苦一两年，不能竹篮打水一场空。要不是工宣队、财贸组直接干预复查，真不知道那些重新启用的干部什么时候才能解放呢。
在复杂的情形下，因为面比较大，我就采取一个办法：局里面的一些头头、公司的一些头头我亲自过问，以点带面，抓典型带全面。
例如粮食局原局级干部应飞，局里一致意见要定他为叛徒，理由非常充足：应飞曾被捕过，关在上饶集中营，是写了反共启事后放出来的，而且查到30年代的国民党报纸上有这则启事，其中有许多人签名，应飞也在其中。这似乎是证据确凿。我问调查人员：“这件事找其本人谈过没有，他本人怎么解释？”他们说没有。当时我也感到棘手，便找了应飞本人谈话。他解释自己在上饶集中营里巧遇一个很要好的同学，是在其帮助下逃出来的，至于反共启事，他本人从不知情，那个签名一点也不知道，他认为这是当时敌人的一种离间手法。后我叫工宣队查那些签名的人，总有活着的可以核对，果然有人证明应飞本人根本不知情。之后又查应飞出来后有没有干什么危害党的事，发现他出来后在四明山拉起队伍，坚持与敌人斗争，打得非常有名，敌人出布告花重金要买他的人头。事情清楚了，我便不顾局里反对，坚决要解放他，并把他安排在局革委会任常委、副主任。可续中一等老干部不同意，说解放应飞没意见，任用不行，认为应飞没干劲，小病大养，无病呻吟。一查，应飞文革前确有这情况。于是，我又找应飞谈话，他承认自己一度确实如此，但原来不是这样的，主要是看到在历次政治这动中一些敢讲、敢做、敢负责任的往往都没好结果，得过且过的人运动一来往往没事，所以才平时不大响，遇事不负责。于是我要他反思这些消极行为，并从中吸取教训。我又找到续中一，对他说人是会变的，我们就给应飞一项任务。警备区当时在松江天马山挖了许多战备山洞，我和后勤部长王化民商量，是否能平战结合，我们有批战备粮食要放到山洞储存，就叫应飞负责。王化民同意了。正常情况下存放这批战备粮至少需三个月，但我们要求他当年春节前完成，也就是一个多月。应飞感到时间太紧了，我就把储运公司党委书记张家旺叫来配合他。有了张家旺的全力支持，存放战备粮的任务在春节前顺利完成。我叫上续中一去检查，看到粮食不仅如数进洞，而且堆放得整齐划一，外套塑料布膜，内充氮气，完全符合不破损、不霉变、无鼠害虫害的要求。续中一这才对应飞刮目相看。
又如食品公司经理王昆，当时商业二局一定要定他为叛徒，我们经复查发现：在解放战争中王昆领导我党地方武装，一次得知敌人来扫荡，王组织船只搬运粮食进芦苇荡坚持斗争。北方局专员张辑五批评他们是逃跑主义，要他将船粮撤回去。不久，敌人果真来了，他们慌忙之下躲进芦苇荡，粮食因此未能带足。后来在严重缺粮情况下，又是张辑五转达北方局指示，可以让一部分人上岸，但要以不出卖同志、出卖组织为原则。王昆便动员了包括其妻子在内的部分同志上岸，王昆本人及部分战士仍坚持在芦苇荡斗争。但上去的人中有两人真的叛变了，王昆便在夜里摸上岸处决了这两个叛徒。事情就是这样的，怎么能说王昆是叛徒呢？当时张辑五正任市革委会郊区组负责人，我便向他核实此事，他也证实了这一情节。于是，我们决定否定王昆是叛徒的结论，并将其“解放”。但商业二局仍表示难以安排，我就调他去海洋渔业公司担任领导职务。王昆的爱人在外贸局，也因王昆所谓的叛徒一案而被开除党籍，我叫白光标复查，予以恢复党籍。
这批被解放的干部中还有原财政局党委书记方成平和渔业公司经理张仲堂。
方成平是因读书时参加过国民党特务的外围组织而被打倒的。他当时还是小青年，没有参加什么活动，而且这事延安整风时都已审查清楚，做了结论。但他被打倒后一直拖着不被解放，而且还被关着审查。我查明此事后，便去财政局召开大会，点名将他解放出来，不久便调他到财贸组任业务组长，后来提拔为财贸组核心组成员。然而文革后，方成平却在文化广场万人大会上批判我说：“黄金海何许人也？扒开他的画皮看看。他是50年代杨浦区破获的一个刘阿祥现行反革命集团的漏网分子。”于是全场高呼“坚决镇压反革命！”50年代我才十几岁啊！我真是感到了农夫的可悲。后来知道这完全是张冠李戴，但也没人还我公道，参加过这次大会的群众都只知道我是漏网的反革命。
至于渔业公司经理张仲堂，当时水产局一定要定他为叛徒，经我们复查，证据根本不足，提出要将其解放。局革委会同意解放，但说难以安排，我们就调他去外贸局担任相应的职务。局里还提出张仲堂的叛徒问题虽然证据不足，但应留个“尾巴”，我们研究后认为，是叛徒就说是叛徒，不是就不是，“尾巴”要切掉。
像上述这样被复查解放的干部还有不少，以前我一个都不认识，有的甚至见也没见过，更没有个人恩怨。我完全是按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办的，只是对有些人看得不透。像方成平，解放他时局里曾提到过他在反右斗争时将许多人打成右派，我当时并没在意，结果他在文革后反诬我是漏网的现行反革命。我出狱以后，听说他患前列腺病住在华东医院，还是拎了水果去看过他一次。做人嘛，何必呢？
典型抓好以后，就开大会，大张旗鼓地宣传政策。把“叛徒”也解放了，其他的还有什么不好解决的？这推动了干部政策的落实，收到了较好效果。
通过上述整顿，财贸系统的干群关系总的来说是可以的，基本上什么事情都能一呼百应，而不会消极对抗。但是那些调整下去的新干部，也包括一部分老干部，对领导班子还是有一些意见的。到了整党建党时，有些人就自认为我是党员，我不同意，你就入不了党。对这个问题我们专门抓了一下。你有一个理由证明他不能入党，那没有话说，但你没有理由，就是原来在搞文化大革命时观点不同。一个是造反的，一个是保守的，因为一个现在是党员，就有机会把另一个硬卡住，这样不行的，否则有些本来可以入党的新干部就不能入党了。
必须提一下，在干部的去留任用问题上，我可能得罪过张春桥。这里有个细节。当时有个叫李恢的，是市手工业局革委会副主任。手工业局担负搞农业机械化任务，不能按时达到市委的要求。一次在“康办”开会，他讲了好多困难，张春桥就批评他，说他没有贫下中农的感情，怎么搞得好农业机械化，要他到农村去好好锻炼锻炼，培养贫下中农感情。过两个礼拜李就下农村去了。*【叶注：据知，李下农村劳动一段时间后，仍回手工业局原职工作。】*一个月多后，也是“康办”的一次会上，财政局负责人张松涛汇报财政税收工作，说：“现在农村里边这个免税，那个减税，省下来的钱都没有用到刀口上，把一个猪圈搞得比人的住房还要漂亮。”张春桥没等张松涛把话讲完就批评他：“农民口袋里有点钱了，你们眼睛就红了？”同样批评他没有贫下中农感情，又是叫他去劳动锻炼几年。我也在会上，当时没有表态。回到机关第二天，张松涛找我说：“怎么办？已经有李恢这个例子了，我还是下去吧，下去劳动几年。”我说：“对领导同志的批评要从正面去理解，你不要有什么想法，回去大胆地把工作抓起来。”张松涛这个老干部精神状态非常好，被解放以后每天工作到很晚才回去。之后财贸组机关有几个干部贴我的大字报，说我对抗张春桥的指示，不让张松涛到农村去锻炼，大字报贴了好多，“康办”调研组也发了简报，说我不让张松涛下去。我找王洪文汇报，说这个老干部精神状态很好，总不能领导上批评一句没有贫下中农感情，就把一个局级干部弄掉，这个不大公平。王问我的意见怎么样，我说：“我找他谈了，告诉他对领导批评不要有意见，不要去消极地理解，你大大方方地把工作抓起来。”王洪文说：“反正是你管的干部，你决定。”张春桥心里怎么想的我不知道，反正我没有让张松涛下去。
通过整顿班子，一些老干部被解放之后进了三结合领导“班子，对我都是非常尊重的。对于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后的变化，他们也有感受。他们认为有的干部过去有点消沉，经过文化大革命，一些老干部，包括他们自己，感觉到精神重新焕发了，振作起来了，工作状态也不一样了。如财政局的老干部方成平在反右斗争中打右派打得很厉害，群众意见比较大，做工作很困难。解放以后被调到财贸组工作得不错，后又提升他为财贸组领导核心成员，精神面貌就不一样了，因为他现在地位比原来还高了，心里更加踏实，工作好像比原来更加大胆了，下面对他的看法也有改变了。我接触过的十几个局的老干部，没有一个局与我闹过矛盾，或者故意对我找茬的，没有的。我对他们很尊重，他们对我也很尊重。*【叶注：从前面提到的方成平在文革后的情况来看，不排除有些人当时的表现不是真心。】*除了个别单位新老干部之间有点矛盾以外，各个局的新干部绝大部分都是比较好的。1968年到1969年，班子整顿好了，我就觉得整个财贸工作很顺手了，无论老干部、新干部，大家目标都比较一致。
（三）典型推动，横扫派性
在整顿班子，横扫派性过程中，我也注意发挥典型的推动作用。
1968年下半年我们工宣队进驻以前，永安公司这些大店虽然橱窗很大，但空空的，或者虽然摆得琳琅满目，但罐头都是空的。财贸口没有认真搞好收购调存，很多人一门心思搞派性，一门心思搞极左的东西。医药站的老造反头头张志诚，被结合为局革委会常委，但他为了将公司党委书记许道清打成假党员，竟然整假材料、假录音进行诬陷。我们查明真相后，撤销了张的一切职务和进行批判，对参与造假的人也作了严肃处理，同时将许道清解放出来，调财政局任党委常委。东风肉类加工厂造反派头头俞洪祥，还是我自己厂里造反队队长俞松涛的侄子，他们厂里有原国民党74分部的24名党员，在历次运动中早已查清作了结论，但他通过逼供、诱供，又搞出了几十个“国民党员”，把许多党员、干部打成国民党，长期不予解放。我们指出他的错误后，他仍顽固地坚持错误。我就到他们厂里组织会议，发动群众揭盖子，将几个犯错误的造反派头头调整下去，将老干部解放出来，班子进行了调整。
把派性人员搞下去了，然后公司也好，局也好，由他们内部讨论，对新干部中群众一致认为各方面表现比较好的人，也不管是哪一派的，就把他放进班子中去。有些局提上来的几个新干部，有的还是局常委，并不都是原来的老造反，没有派性。原外贸局班子中的李××、张××派性严重，把他们调整下去以后，换上来的新干部就好得多，也是经过他们局里讨论的。有个新选的党支部书记，这个人的表现一直比较好，就把他提到局里面当副主任。中百一店有个先进人物，和原来的派性没有关系，就把他调上来。横扫派性只有我们工宣队才能搞得下去，我们不管，派性人员谁的账也不买。
商业一局革委会主任白光标后调外贸局任革委会主任，他离开后职务由老干部朱庆隆担任；商业二局革委会主任侯希仁调到粮食局负责，其之前工作由彭璞负责；水产局由李庆发负责；外贸局原由齐维礼负责，但因为外贸局派性严重，齐维礼是老好人，爱和稀泥，就调白光标任一把手，齐为二把手；财政局由方成平负责，方成平后调财贸组，其工作由张松涛负责；海关一时找不到适合人选，就从“五七干校”抽调张建任关长。这些老干部受党长期培养，积累的丰富实践经验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在文革中他们大多受到冲击、批判、考验，这些冲击、批判和考验也焕发出了他们的革命精神。要做好工作，必须依靠他们。靠军代表？他们政治上虽强，但对于地方工作特别是商业、财政、贸易不熟悉；靠新干部？虽然他们革命精神足，接受新事物能力强，但要独当一面尚缺乏经验，难免会出问题。作为领导，重在知人善任。我深知上海财贸口的重要性，稍出一点差错就会影响到1200万人民的生活，会给国家经济造成重大损害，绝不能掉以轻心。由此也不难看出，毛主席提出的三结合方针非常英明。
我对干部坚持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尽管财贸系统有些人告我的状，说我“复旧”，用老干部太多，但我还是坚持实事求是不动摇，按政策办事，确保不误大局。那时也是没有办法了，一些老干部的问题成年累月地拖着，又急着用人。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毛主席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要搞好上海的财贸工作，没有一支坚强的各级领导班子队伍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一进财贸，就将铲除派性、解放干部、调整班子作为重中之重、刻不容缓的任务来抓。经过一年多努力，财贸系统各级革委会的三结合领导班子终于基本建健全了。原则上，各公司、局，乃至基层都以老干部掌舵，军代表一般是二把手，三把手基本是选出来的新干部，管业务的职能部门全都由原来的业务干部为主负责，并充实进去一部分新干部。
整顿班子，扫除派性，干部解放了，我的精力就转入到抓好财贸口的业务工作。收购调存业务很复杂，我就请人收集毛主席关于财贸的指示，按照指示来做。一个“为人民服务“，一个“发展经济、保证供给“，百分之九十的精力要用于生产，百分之十的精力组织税收。这二个口号过去都听到过，为人民服务更是老生常谈了，但真正体会“为人民服务“的实质，我还是在财贸口工作中深切感受到的。
通过抓服务态度，我体会到什么叫为人民服务。我们那时候工作没有奖金的，全靠政治工作。像蔬菜供应，为人民服务就讲得蛮多的。我进去之前，财办人员就是穿着皮鞋坐在办公室里靠电话指挥，电话打到蔬菜公司，要上什么什么菜，好像就是单纯的业务关系，你收钱，我拿东西。这样不行，把下面搞得很累。我们就动员一两千个采购员到农村去，跟菜农一起制订品种计划，帮农民组织种子，把外地好的蔬菜品种组织过来。这么一来确实是很大的转变。
面对当时市场物资严重匮乏的混乱局面，各级革委会做到了冷静果断指挥，上海市场因此保持了稳定发展。零售商品的供应组织工作做得不错，上海市场的商品在全国来说都算是琳琅满目的。向全国调拨物资的一级站，每年都能超额完成国家调拨计划，有力地支援了全国市场，特别是工业品市场。据当时统计，采购总量中将近百分之六十是外地来沪的采购，许多到上海出差的采购人员都带了长长的采购单子，这在全国是不多见的。这样便保持了市场物价的稳定，人民群众基本是满意的。
三、破除官商化，推动财贸系统改革
在业务上我是外行，怎么办？除了整顿好各级革委会领导班子，搞好三结合，依靠老干部掌舵有效指挥外，主要抓两条：一是按毛主席的教导去做；二是发现典型、培养典型，发挥典型的推动作用。
一进财贸组，我就叫业务组长收集汇编了一本《毛主席论财政贸易》，对毛主席“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帮助群众解决他们‘救民私粮’的问题，然后仅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决救国公粮的问题”等论述感受特别深。通过学习毛主席对财政贸易工作的指示，并结自己的实践经验，我明白了没有经济的发展，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的财政贸易就没有物质支持，要搞好上海1200万人民的市场供应、提高财政收入都是空话。
要发展经济，作为财贸部门应该做些什么？一些人认为发展经济是工业、农业部门的事，财贸部门作为流通部门无此能力。这是我不敢苟同的。
我通过调查，发现财贸部门长期存在“官商化”倾向，坐镇办商，以我为主，财税金融部门存在管、卡、压等问题。我于是以财贸系统内部大批判开路，强调财贸系统要树立“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思想，克服坐镇办商的官商化作风，树立全心全意服务于生产、服务于群众的思想。由此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首先是撤消供销合作社。供销合作社是负责农村商业的，其货源大多来自商业一局和商业二局。从针头线脑到家电用品的供应是一局负责的，食品、副食品、烟酒等的供应则由二局负责。于是我将供销合作社的一部分职责划归一商局，一部分划归二商局，这大大减少了一些不必要的流通环节，降低了流通成本，扯皮的事也因此减少了，农村的供应得到了丰富。上海的农村商业点一直下伸到公社、大队，小队（村）形成了网络。我到北京去的时候，全国供销总社主任陈国栋跟我讲：“上海供销社没了，一部分到一局，一部分到二局，你把这个供销社怎么撤掉了？”我跟他解释说：“你不要看形式，我们看实质，效果上去了还是下来了。效果上去了就是对的。”我精简机构至少有三分之一，精简后工作的效果和效率反而好多了。
其次，将财政局、银行、税务局合并为财税局。过去各管各，互相扯皮的事多，工作方法上注重对工矿企业管、卡、压，却忽视各部门的互帮互助及促进生产的责任。而且当时是条块分割的局面，财政局归财政部管，银行归中国人民银行管，还有其他的一些条条框框。合并后，精简了机构，减少了各部门之间的矛盾扯皮，在革委会统一领导下，指导型部门转变为服务型部门，并将百分之九十的精力放在帮助企业发展经济上。因为全市各行各业与财税部门和银行都有密切联系，因此财税部门和银行掌握的信息量大、联系面广，全市贷款都控制在银行手里，可以发动这些部门穿针引线，帮助企业把生产发展上去。依靠（财政）专管员、（银行）信贷员、税务员发现信息，财税局革委会可以统筹集中，统一指挥，服务于生产。有时组织“几员”同时下厂，共同研究帮助企业，没了原来各自为政互相扯皮的现象。当然，这样一来比起原来坐镇办公室打打电话要付出更大的辛劳。
比如某个企业只需一点贷款就能把生产发展上去，财政局的专管员就和银行的信贷员一起下去帮助发贷，促进生产。过去财政局的工作是电话打来打去，难得下厂一次，一下厂企业头都疼，心想又是来管、卡、压、找茬的，年底了还得想办法招待招待他们，不要得罪这些老爷。专管员明确服务型职能之后，就要同企业共同商量解决生产上碰到的困难，企业里的同志们头不疼了，欢迎了，因为上面的同志了解厂里情况后，企业得到了贷款和相关信息，指不定就能改造一下生产条件，降低一些成本，生产就能上去。
有些企业需要边角料作为生产原料，而有些企业生产产生的大量边角料都作废品处理了，财税部门就可帮助穿针引线，互通信息，帮助双方达成合作，使双方都可节约成本。比如轻工、手工系统生产玩具、童车等，进的原材料都是大钢板，成本很高，还要进行切割，而像造船厂这样的企业，边角料钢材好多，厚的薄的都有。我们财税局经常跑这些厂，接触到的这些信息比较广，就可以穿针引线，你玩具厂不是要买钢板吗，我们只要一协调就可以解决了。这样一做两边都乐意，产量上去了，成本也下来了。
对一些设备陈旧而生产任务却年年增加的老厂，财税局就专设小额贷款，专款专用，帮助企业搞技术创新、老厂改造。当时我们厂里的纺织女工巡回接头，每天八小时工作要跑25公里，好多女工因此静脉曲张很厉害。于是我们就搞了个“幸福车”，装两根轨道，中间有部小车子，女工们就可以坐在车子上面跑过去转过来，不需要徒步跑了，上海纺织厂都推广了。这并不是财办主任职责范围内的事情，但这关系到我们厂，我是厂革委会主任。这些小改小革都需要小额贷款支持，银行不支持就没办法做成。以往银行因为搞不清楚车间里的详情，所以不敢批放贷款，工厂也没有办法。照原来的观点，这个是财税局的份外事，是狗捉老鼠多管闲事，但现在财税银行人员主动下去服务，这样做能够大大地帮助生产。
当然，刚开始财税局内部要转变思想是有阻力的，不可能一下子就转变过来。要求原来坐办公室的人下基层，阻力当然有——坐办公室多舒服，往下跑多累。我们就先在财政局内部展开批判官商化的活动，有哪些表现，都说出来，供大家批判。总结出来主要就是两条：官商化；对企业管、卡、压。那么就批判这两条。财政三分局这个点的专管员们在批判当中比较积极，而且认识上提得比较高，我就抓这个点，抓出成绩以后开大会推广，要大家向他们学习，以典型带全面。我就是这个老办法，很有效。在批判的基础上大家的认识提高了，就要想办法为企业服务。
对于我当时在财贸系统的改革措施，有些人态度不是很明确，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但马天水是完全支持我的，我给马天水汇报说：“贷款很困难，一个报告到银行，两个报告到银行，磕头求奶奶，还不一定贷得了款。银行就坐在办公室，你报告来，我审查审查。这样不行的，不对，要改掉原来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原来的规章制度都是中央银行、北京财政部下来的，不能够为生产服务，要破。”上海这么一改，好多情况都反映到财政部，反映到银行总行。当时财政部的部长张劲夫到上海来，我去看他，他就把下面反映的情况告诉我，说：“你这样搞全乱了，全国也没有这样搞的。这三个部门怎么能并起来？相互完全没有关系的。”我说：“完全有关系，这个关系就是相互合作能为企业服务。”张劲夫和副部长王丙乾多次要我们再拆开来，我没同意，我认为应看效果，不能只看形式。张劲夫后来对上海的财政工作还是满意的，肯定了上海的实践，但要叫他来推广是不可能的。
四、老厂改新，帮助发展生产
上海是老工业城市，许多设备十分陈旧，尤其作为利润大户的纺织工业，许多设备都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加上中央对上海这样的沿海城市的战备方针是“充分利用，合理发展”，要考虑到当时可能发生的战争，所以建国以后17年，包括文化大革命十年间，对上海基本上没有大的投资。一方面，中央并没有下拨给上海设备更新改造的资金，另一方面，生产任务、财政指标却年年增加。
1975年上海财政上交480亿，1976年是518亿，比上年增加了38亿，比文革前增加了两倍之多。财政上交方面，上海每年都超额完成，其财政收入占全国的六分之一强，不仅如此，每年还要为国家财政额外做“贡献”。而上海工厂企业的设备不少比我年纪还大，用这种陈旧落后的设备，每年生产任务、财政上交都要上去，靠什么？就靠我们的小改小革，老厂改新，深挖老企业的潜力，把旧机器改造成新，蚂蚁啃骨头。更重要的，是靠广大工人阶级在思想大解放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激发出来的干劲和奉献精神，靠“抓革命、促生产”方针激发出来的生产热情。即使在1967年那样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生产任务都没落下来。
进财办以后我才知道，我们上海可以动用的资金一共只有12亿。那个时候的财政体制就是每年的利润全部交到财政部，工厂折旧、工资福利等财政部拨款全包，第二年地方的机动资金很少。那这个12亿怎么来的呢？是因为财政超收，比如说规定是100亿，我交了120亿，财政部就把超额这个部分跟地方分成，三七开，七成财政部拿去，三成留给地方，这样一点点留下来，一共12亿。我们就把这些钱专门用于小改小革，老厂设备改造、技术革新这些方面。老厂改新，发展生产，跟广大财政、税务、银行职工的贡献是分不开的。他们改变原有的坐镇办公室，管、卡、压的官商化工作方法，深入下去服务企业，把百分之九十精力用于帮助发展生产，付出了巨大、艰辛的努力。这点连财政部长张劲夫都是很清楚的。这里可以举两个例子：
其一，上海化工总厂当时是中央投资建造的大型项目，1974年初开始建设。为加快速度，采取边设计、边施工、边投产的方式。当时通过“四三方案”，全国共进口了六套相关设备，上海化工总厂的一套最早投产、最早收益。建设过程中，中央财政拨款不能及时到位，上海就垫进6000万元。张劲夫说到年底决算时财政部认这笔账，从指标中抵扣，结果年终决算时，张部长却来电话说中央财政有困难，这6000万就算上海“贡献”吧，不还了！
其二，在1975年的全国计划会议上，按毛主席“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指示要求，全国财政盘子摆下来存在缺口，要上海“贡献一个亿”。我向马天水汇报，上海已挖掉6000万，拿不出这笔钱。马天水因此表示不同意中央意见，要张劲夫向总理汇报，结果周总理来电希望上海多做贡献。马天水对总理的话绝对服从，就叫我想办法。我说上海地方财政确实有困难，手工业系统有一笔原来计划分红后来停掉了的款项，是否可以动用这笔钱解决一下，马天水同意了。如此总算平了全国的盘子。所以我对张劲夫说财贸口机构合并不要看形式要看效果，张也不再坚持要重新分开了。
当时的财政一直是中央全收全包体制，如万体馆这种工程是国家投资的，上海没有办法投资。1976年发生政变之后，为什么那时群众的意见和不满情绪很大，其中有一条就是我们欠群众的“民生债”太多。比如说住房确实很困难。我1975年回厂劳动（当时市委规定，我们除每周四回厂劳动一天外，一年中要集中下去两个月劳动）时做了一个调查。我跑到工人家里，看到有的一个铺上面还吊一个铺，下面拉出来还有一个铺，吃喝拉撒都在一个房里，有的几代人挤在一起，相互用布帘隔开，真的很困难。我们厂里有几个华侨，有一个是印度尼西亚来的，儿子大了要结婚，父母在香港买了一套家具，没有房子摆，我们厂里就找仓库给他堆一堆。我写了一个调查报告给马天水，说老百姓在这个问题上意见很大，总要解决一下。在这种情况下，马天水下了决心，在中山公园对面建了一些公房，在万体馆对面建了几栋高层，钱就是地方那一点点财政拿出来的。但这个杯水车薪，不解决根本问题。欠债太多，群众有积怨可以理解，但是当时的财政体制限制住了，上海不是不想搞，是没办法搞。所以以建国前17年和文化大革命十年，我们国家最大的失误就是高积累，收入多少，多少给民生，多少搞基本建设，怎么排，太偏重积累了。开始是没有办法，以钢为纲，钢铁利润很薄，投资高利润小，但国家没有办法，因为要发展军事工业，要抗美援朝。对印自卫反击战以后，形势基本稳定些了，高积累问题还没有解决，给地方的灵活性太少，群众民生方面没有解决，所以粉碎“四人帮”以后老百姓有很大的气要出。
对财政体制问题，我也跟张劲夫反映过，说你们卡得那么紧，地方没有钱，老百姓意见那么大，房子住不起。但整个财政方针是国家计委定的，他也没有办法。直到现在，国家富了，老百姓却苦了，还是个积累问题。
五、协调与兄弟省份关系，抓好食品自给
财贸口要安排好上海人民的生活，丰富市场供应。工业品问题不大，因为上海是调出地区。大米有国家保证，可每年给上海调入20亿斤，这是硬性指标。但副食品问题就大了，虽然国家每年都有调入计划，但由于种种原因往往调不进来。在市场供应方面，中央是保京、津、沪的，这便引起一些省份的逆反心理，他们也因此对上海存在一些看法。所以，尽管每年上海都有大量工业品调配给全国各地，年年超额，但副食品调入还是很困难。
我找到马天水，请他支持一批农用生产资料，运输卡车及农药、化肥、农业小机械等物资，这些全是上海超产部分。我们当时走访了江苏、浙江、安徽、山东等省，求爷爷告奶奶似地请求帮助。这些兄弟省份也承认确有调拨计划，但总说缺这缺那，运不出来。我们只好将带去的物资清单分给一家一家，不能答应调拨的回去再设法。如当时山东财办主任秦和珍就给我们提出过难题，他们可将花生等油料作物调到上海，但要求返还花生渣，说有一批出口水果基地不能用化学肥料。我说花生这类都是逢年过节供应居民吃的，没有渣；另外上海油厂做食用油都是浸出法，不是压榨法，也没花生渣、豆饼。商量来商量去，上海将一批菜籽油改压榨法，底料返还山东，他们才同意调拨。产生这种情况，既有政策上的原因，也有心理上的原因。首先是如上面所说，兄弟省份对上海有一种莫名的反感，其次也有上海方面与兄弟省份打交道不慎，以老大自居，总有“大上海”优越感的原因。另外，上海零售行业存在一种看不起外地人的现象，一听外地口音服务态度就变了，等等。在这次周游几省后，我对上海和兄弟省份的关系感同身受，也看到了我们上海财贸方面对副食品和生产原料全需兄弟省份支持，就连主粮没兄弟省份支持，上海人都要饿肚子的。
考察回来后，我们感到必须认真抓好副食品，特别是蔬菜的自给率（全部自给是不能的）。再则，必须抓好商业服务态度的改善，要十分恰当地处理好与兄弟省份之间的关系。方法还是以点带面，发挥典型的模范作用。
在提高副食品自给率方面，1974年财贸系统动员商业二局、水产局、粮食局共同投资开发崇明岛冲积出来的老鼠沙。与崇明县委书记申乃清商量后，在崇明建设了上海副食品基地。如今它已成为供应上海水果等副食品的重要基地。蔬菜生产供应体制也进行了重大变化。原来分管这块的是商二业局蔬菜公司，采购上习惯了单纯的业务观点，我买你卖，造成旺季大量烂菜，淡季供应紧张。群众说：“旺季你（指营业员）叫我阿姨，淡季我叫你阿姨。”后来在批判官商化的基础上，上千名蔬菜采购员走下去根据市场消费和季节情况，与生产队一起制定生产计划，包括品种、数量、上市量，尽量做到均衡上市。机关人员也和菜农一起研究蔬菜新品种，组织种子、化肥、农药等下乡。原来就是坐在办公室打打电话，现在却要下乡卷起裤脚，一身汗、一身泥地和菜农一起干。这样就减少了盲目生产，克服了大利大干、小利小干、无利不干的自由种植的情况。在淡季时，我们组织一支队伍，奔赴外地采购客菜，每天清早保证万担蔬菜进菜市场。广大采购员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在保证菜农收入稳步增长同时，还要绝对保证市场价格的稳定。市委非常重视市场价格稳定，作为关系民生的头等大事来抓。1970年夏天，一天深夜12点多了，马天水打电话叫我去“康办”，我问有什么事能否电话里讲（马天水经常深更半夜为一点点事都要找人去亲自问清楚），马天水说不行。赶过去后，马丢给我一份简报，说：“你看看，昨天你们是否开了蔬菜工作会议？”我说：“是的。”他问：“会上提出要扭亏为盈是怎么回事？”我解释主要是加强管理，减少旺季烂菜损失。马说：“这我没意见。问题是扭亏为盈怎么盈法，用涨价？”接着叫秘书房佐庭把蔬菜公司经理夏弘宁找来。此时已是深夜一点多了。马又把夏弘宁狠狠批评一顿，责令第二天召开同样范围的大会，把口号改过来。马天水说：“市委每年要贴补1200万元，从来没批评过你们。你们现在要盈利，这是坑老百姓，不允许！”1975年国家统计局统计，北京物价上涨1.5%，上海仅上涨1%。马天水立即召开经济会议，布置物价大检查。当时把54种商品作为统计口径，检查下来没发现物价上涨的情况。但还是对药品、半导体等几个商品做了一次紧急降价，以保持物价的绝对稳定。可见上海市委对稳定物价是何等重视，何等严格！青菜一角钱三斤、肉类八角钱一斤、大米一角六一斤，十多年市场销售价格雷打不动。为此上海每年在蔬菜上补贴1200万元，猪、禽、蛋每年补贴1300万元。
那个时候，水产品除保证上海的市场供应外，也要供应全国一部分，还要出口日本。毛主席说，你要知道梨子的味道，就要亲口尝尝。所以我就跟渔船一起出海（当时渔业公司有200多艘船），一个航次半个月，跟渔工一起打渔，每天撒网收网。经过调查，发现我们捕鱼技术很落后。南朝鲜、日本也在东海捕鱼，日本人在一个渔区有一艘3000吨以上的大船停着，其他渔船打的鱼就送到大船上，大船马上可以加工成罐头，渔民还可以到大船上面洗澡、娱乐、休息一下。我觉得这个很好，特别是发渔汛时是最好的捕鱼季节，但我们没有这个大船，冰没有了就得无奈返航，这一来一去少捕好多鱼。还有就是发现渔工很辛苦，两个船对开，面对面拉着直到收网，风浪很大时，两边对船喊话，喉咙都喊哑了。这一次出航回来以后，正好日本在上海搞了一个工业展览会，上面有一种电喇叭，我就把电喇叭全部收下来发给渔业公司，每个船上一对喇叭，拉网收网的时候用电喇叭交流，要省好多力。另外，我给王洪文写了一个报告，说我们现在捕捞技术太落后了，建议造一艘三到四千吨的工作母船，渔汛的时候只要靠泊母船上去加冰加水，渔船就可以继续捕捞了，不需要再返回到上海。这样既可以保证鱼的质量，也可以增加鱼的产量，工人也可以去休息休息。王洪文也赞成我这个意见，但想要搞却已没时间搞了。
后来渔业公司搞了一个灯光围网。灯光围网就是利用鱼的趋光性，在一圈里面放好多灯光，把鱼群吸引过来，然后撒网。收网的时候鱼越来越集中，人站上去都沉不下去。有一次我到渔业公司去，他们把围网这个事汇报了一下。南朝鲜看到我们围了那么多鱼，眼红了，就过来抢我们的鱼，船开到我们网边，跑到里面去捞。联合国规定渔船不能带武器，我们还没有参加联合国，每一艘船上都有一挺高射机枪、四支冲锋枪、一箱手榴弹，报务员有一支短枪。我们的渔船看到这个情形，没有办法了，用高射机枪向空射击，南朝鲜人吓死了，就不敢抢了，跑掉了。【叶注：当年水产局渔业公司和所属渔船都编有武装基干民兵，故出海渔船上都有民兵武器。】
灯光围网这件事上，我们跟农林部有一些矛盾。农林部有明文规定（漁网的网眼大小），鱼多大才可以捕，我们上海是严格执行的，但浙江、山东烟台那边不管，小鱼全部捞掉。尤其恶劣的是浙江，他们用高压电电捕，把小鱼苗都打上来了。鱼生长是有规律的，你把小的都抓掉了，渔汛就没有了，黄鱼渔汛抓不到黄鱼，带鱼渔汛抓不到带鱼。后来从东海捕捞上来只有橡皮鱼，上海人不习惯——这个黑黑的鱼怎么吃？对乱捕滥捞，我们跟农林部反映了好几次，没有人管，解决不了问题，后来也不谈了。现在黄鱼都捞不到了。
六、以服务人民为宗旨，零售业焕然一新
还有一个方面便是狠抓服务态度、服务质量，改善上海的形象，因为商业零售业是上海的重要窗口。
这里需要着重解决“大上海”的错误思想。我反复强调，与兄弟省市打交道一定要谦虚谨慎，不要摆出一副我们来自“大上海”，是来帮助你们的架式，应树立有求于人的姿态。不要以为我们给了兄弟省份订单任务，就是财神菩萨了，应看到如果没他们为我们提供产品支持，也就没有我们贸易工作的成绩。经过反复的学习、讨论，贸易系统在同外省市打交道时态度有了很大转变。
零售窗口每个营业员的服务态度某种意义上关系到党群关系、上海和兄弟省市的关系。那种一听是外地口音就一副不耐烦态度的现象，会造成很坏影响。一次商业部副部长王磊到中百一店买雨伞，挑了几把，营业员就不耐烦了，态度很不好。王磊向我谈了他的遭遇，我感到这个问题已经很严重了，于是我们决定财贸组的领导成员全部深入基层抓点，切实解决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问题。我重点抓了中百一店和星火日夜商店，杨友根（是市工人新干部学习班培训后，分到市革会组办、各区县参加领导班子的128个新干部之一）抓中百十店（现叫华联商厦），续中一抓财税二分局，陈佩珍（是豫园商场上来的“十大”候补中央委员）抓豫园商场，以点带面，全市推开。下面举几个典型例子：
（一）星火日夜商店
星火日夜服务商店，是西藏路（桥南）上一个不大的食品店。这个店开始是基层自己搞起来的，他们觉得老百姓有需要，很愿接受他们的服务，所以将商店取名为星火日夜商店，主要经营食品，后来又搞灯泡、邮票之类来卖，群众反响蛮好。他们经常召开居民座谈会，听取群众对服务质量的意见、对服务品种的要求，提出“群众的需要就是我们的服务方向”的口号。他们增加的商品服务为附近群众带来了极大便利，如兼营灯泡使得居民半夜也能配到灯泡。由于商店附近没邮政局，他们就兼营邮票。群众需要针头线脑也能从星火日夜商店买到。看到早上天不亮就送菜进城的农民很辛苦，他们就设摊免费给农民送一块热毛巾、端一杯水，甚至香烟也可折包零卖。菜农把菜送到菜场后，都到他们店里面坐下休息一会儿，洗洗脸。总之，只要群众有需要他们就设法满足，24小时服务，受到广大群众广泛热烈的好评。
特别是他们有几个青年组织起了哲学学习组，以对“官商化”、“单纯的业务观点”、“大利大干，小利小干，无利不干”的大批判开路，深入学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相关材料。我们去了解时，发现这个青年哲学学习小组很有意思，经过了解，觉得这个方向很好，我就跟着他们一起参加学习活动，一起交流学习心得。我在考察和同他们交流学习心得时发现，他们在思想上、行动上都不辞劳苦、不计得失，不断广大服务内容，长期坚持日夜服务，自讨“苦”吃。我们便和他们一起总结在和居民打交道过程中形成的实践经验，将这些经验在全市商业工作会议上宣传推广，并上报商业部，在全国商业工作会议上宣传推广。这一推广以后，周总理知道了，在一次全国会议上点了星火日夜商店的名，要全国学习，影响比较大。
原来的商业思路是，管食品的只管食品，不属于这个行业的一概不管。进货也有这个划分，食品店进食品没有问题，你要进日用百货就有问题了，因为这不是你的经营范围。有了星火日夜商店这个典型，我们发现这样的局面要改革，群众有这个需要，我们就得满足。我就跟商业局商量，凡是星火日夜商店需要的东西，不管属不属于其经营范围，商业局都应该支持。后来，星火日夜商店的货源可随叫随到。当星火日夜商店赢得了社会影响之后，我们又以这个典型来启发大家，作为一个平凡的劳动者，怎么能够做出不平凡的贡献。
当时上海的商业工作会议推了几个典型，除了星火日夜商店，还有一个西海浴室。他们多年坚持为残疾人、老年人服务，主动背他们到浴室来，免费给他们洗澡擦身，还在为人看不起的扦脚工作中创造不平凡事迹，为足疾患者解除痛苦。
经过典型推广，上海的日夜商店雨后春笋似地开起来了，到处是日夜商店，连服装店、理发店也提供日夜服务。这就有些讨厌了，我们又开会把它纠过来。在会上我首先肯定大家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但是要实事求是，有些东西要学习，但不要形而上学。你理发店，哪个半夜里来理发？你服装店，哪个半夜里来买衣服？应该学习星火精神，但无须都搞日夜服务。于是停掉了一部分日夜商店。当然，有相当一部分日夜商店，比如食品类的都还是保留着。
这样的好事，我们是如何发现、扶植、支持、总结、推广的，财贸老职工都清清楚楚。2012年，我在一份报上看到一篇文章，竟说黄金海知道星火日夜商店后“派人去制止”，说要“批判”。这样大白天说胡话，不知想捞什么好处。
（二）中百一店
星火日夜商店只是一个小店，我抓的另一个企业中百一店是个大店，是面向全国的大窗口。当时他们大店的架子放不下来，我就跟他们讲：“先听听群众的意见，你服务态度好坏，群众最有发言权。”
我同店党委书记鲍良必商量，决定先从正面教育入手，总结服务态度优良的典型，大力宣传表彰，号召大家学习。另一方面就是向星火日夜商店学习，召开各种顾客座谈会，听取顾客对服务态度方面的意见，让群众来进行监督。
有一次座谈会上，一位钢铁厂的老工人讲：他有一天来中百一店买两瓶酒，一个小青年接待的，瓶盖上有点脏，他要求换一下，那位小青年说你是买酒又不是买盖，老工人说我是送人的，小青年回答你送酒又不是送盖，老工人气得转身便走。正巧这位酒柜的小青年正在这个座谈会上听意见，在讨论时他很渐愧地承认那个小青年就是他自己，表示听了很受教育，决心改正。后来这位小青年成了中百一店的服务标兵。
还有一次，另一位老工人语重心长地说：他就住在附近，每天下班总要到中百一店转转看看，看到琳琅满目的商品、布置得漂亮的橱窗，心里就有一种感觉：社会主义好，市场繁荣。可是有些营业员认为他又不买东西，兜来兜去觉得烦，脸色很难看。许多营业员讨论时都认为，自己每天在店里同商品打交道，怎么就没有老工人这样的感受，觉得社会主义好？还是个感情问题，这里涉及到党群关系，那些以貌取人，烦外地人，讨厌不买东西的顾客的态度，都是没有政治挂帅的表现。
后来我做了个调查，发现服务员态度的好坏，往往和他的家庭有关系，他家里感情出问题了，有矛盾了，就可能将这种情绪发泄在工作上，直接反应到第二天的服务态度上。我们就跟他们的党委商量，认为服务态度反映出好多具体的问题，比如说党委很少家访。因此我们便要求店党委须加强对职工的家访，发现家里有矛盾的，能帮助解决尽量帮助解决，后顾之忧解决了，其服务态度自然会好。这样一做效果很好，党委也发现确实是这样的，好多人本来服务态度蛮好的，但有一段时间特别不好，原因就在于夫妻感情出问题了，或者是家里碰到了具体困难。通过这样一了解，我就给他们开大会，把服务态度提高到党和人民关系的高度，也就是说，你的服务态度涉及到党群关系。你服务态度好了，人家就觉得社会主义好、共产党好，你服务态度坏了，人家的感觉就相反。
我们把服务态度的好坏提到了新的高度，经过学习、批判，中百一店在服务态度上出现新气象，得到了群众的肯定。此后，再遇到只看不买的，特别是遇到操外地口音的，没有不耐烦和歧视的现象了。后来我们又将这样的典型在会议上加以推广，采用的方式是让他们讲自己的故事，讲得很生动。
（三）群力草药店
群力草药店也是我主抓的典型。群力草药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治好了许多疑难杂症，在全市有很大影响。它当时只是一个卖草药的店铺，但有一个坐堂医生，一面卖草药，一面看病。医生都是老中医，有的是退休医生，有的有祖传医术。
他们服务态度好到什么程度？送药上门。你请病假有困难，他们就给你把药开好，送到你家里来。这是他们份外的事，但他们就是这样主动服务。坐堂的医生也很厉害，好多疑难杂症医院都回掉了，群力草药店帮着看好了。有个人一个腰子切掉了，后来另一个腰子也出毛病了，医院没有办法了，这人就跑到群力草药店，店里的医生用中草药把他给治好了。
我们派人到群力草药店，总结他们产生社会影响的成功经验，总结之后在商业工作会议上作为典型推广，讲他们如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些份外的事如何主动来做。他们不但免费做送药这样的份外事，还负责把一些行动不方便的病人背进背出，真是全心全意、不计报酬地为人民服务。
此外，我们也会邀请其他地方的先进人物来上海来宣传他们的先进事迹，以此教育各行各业的干部群众。比如，1975年*【叶注：疑是1972年之误。】*的全国商业工作会议上，河南的服务标兵、扦脚姑娘杨彩玲的先进事迹令人感动，会后我们就邀请她来上海做报告。在文化广场召开的万人大会上，杨彩玲介绍了她从事平凡甚至被人看不起的扦脚工作，如何克服世俗偏见，做出不平凡事迹的情况。她不仅扦脚技术精益求精，而且急人之所急，治好了很多人的足疾，许多患者不仅到单位找她，还纷纷上门求治。报告反响强烈，大家纷纷表示要向杨彩玲学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这使我们看到榜样的作用是巨大的。
这当中还有个插曲。马天水知道这次报告会之后，批评我是本位主义，认为杨彩玲的精神对各行各业都有教育意义，为什么只给财贸系统做报告？我说我只能组织给财贸职工做报告，其他系统我管不着，怎么组织？后来以市革委会名义，组织了工交、文教、地区等口的几场报告。杨彩玲临走这天，马天水、王洪文、王秀珍、黄涛和我在锦江饭店请她吃了一顿送别饭，表示感谢。事后财政局找到我，问110元饭钱怎么办，没法报销，除了接待外宾，财务上没有招待费这一项。我说总不可能叫马天水拿吧。财政局要求领导上签字，这样财政部查起来好交代。我说：“我来签，有什么事让财政部来找我好了。”
上海在招待方面控制非常严格。比如经常有兄弟省市财贸方面的人员来联系业务，提出要看上海杂技，请我搞些票子。搞票方便，人家临走时尽地主之宜也是应该，但不能报销，钱都是外贸局齐维礼自己摸腰包。其他局也是这样情况，根本没招待费这一项目。上海警备区支左办公室主任隋日瑞调新疆喀什去任军分区司令员，我们几个人在和平饭店请他吃顿饭，花了80多元，也是我自己付的钱，相当于我一个月的工资。
七、黄金海要入外贸部做副部长吗？
2009年2月6日，《报刊文摘》刊登了一篇中共党史出版社《姚依林百夕谈》的文章。文章引用姚依林妹妹姚锦的谈话说：1974年，姚依林从广交会回来，路经上海时，下榻在锦江饭店，马天水找上门来，“谈的是想让上海管财贸的头头黄金海到外贸部当副部长……‘四人帮’企图以上海为基点，把他们的党羽输送到中央各个权力部门去当政……马天水直磨缠到深夜二时才走”。姚依林返京后即找外贸部部长李强、副部长柴树藩商量如何对付此事，“但他们对此事态度不积极，黄金海终未塞进来。此事得罪了‘四人帮’。自此后，外贸部和上海的关系一直紧张”。
这完全是胡编乱造。不是“‘四人帮’企图以上海为基点，把他们的党羽输送到中央各个权力部门去当政”，而是党中央、周恩来总理多次提出上海产业工人集中，要多派些工人新干部到中央去“掺沙子”。周总理陪同尼克松来上海时，在接待的宴会上我们向总理敬酒，周总理当我们面又说：“你们上海不要保守，要多送一些工人新干部去中央。”这是我亲耳听见的。倒是上海显得保守，虽然早就知道了中央的要求，但有个原则是，上海一定要保持稳定，在职的新干部王秀珍、陈阿大、叶昌明、戴立清、王明龙、王成龙、马振龙等和我不能动，要送人就另外挑选一些基层的优秀工人，办个学习班，考察培养后上报，王洪文多次这样讲过。市委确实从基层选拔了一些工人新干部办过学习班（就叫“新干部学习班”），陆续向中央输送了一批新干部。1975年全国四届人大后，上海选送的一些工人新干部由党中央安排到有关部领导班子中工作，如上钢一厂的周宏宝去教育部、江南造船厂的张国权去六机部、5703厂的祝家耀去公安部、上海电机厂的金祖敏调北京全国总工会（工代会）筹备组、国棉一厂的杨富珍调北京全国妇联（妇代会）筹备组。豫园商场的陈佩珍是市财贸组领导核心成员，也拟调任商业部。【叶注：上述的新干部都是“十大”中委和候补中委，已都在市级机构中任职工作。选送中央的还有些在下面工作的新干部。】
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马天水怎么可能去找姚依林谈将我调外贸部当副部长呢？外贸部副部长虽比上海财办主任职位高，但重要性未必比得上上海财办主任。再说姚依林那时也，解放”出来不久，李强是外贸部长，姚是副部长级，难道马天水这点也不懂，去要求一个副部长级的人推荐别人当副部长？更何况这是中组部的事，外贸部也无权委任谁当副部长啊。这不是笑话吗！
当然，那天马天水确实去看了姚依林，一则他们在抗战时就是战友，二则带我一起去是为了向姚反映外贸部的一些问题，也就是姚锦所说的外贸部和上海的紧张关系。只不过，紧张关系不是姚依林来上海之后才有的，而是之前就紧张。
八、上海与外贸部关系紧张的原因
所谓上海和外贸部关系紧张，确有其事，且是早已存在的。我那天随马天水去看望姚依林，向他反映了这个问题。这里主要有三件事：
第一件事，外贸部破坏了毛主席制定的统制对外贸易的政策。
当时确定由上海、广州、天津等几个沿海城市统一对外贸易，出口的商品也有明确分工，按分工由几个沿海城市组织收购、储存，出口所得外汇按国家规定分成。这样做防止了外商钻空子，他们要买某种商品，只能同某个口岸的外贸部门谈，按国家制定的统一价格成交，防止给国家造成损失。
而包括外贸部副部长和下面的几个总公司都支持和鼓励内地直接与外商洽谈出口，鼓励口岸之间打破商品分工，跨口岸经营，结果造成各外贸口岸都去采购、经营某种商品，降级降价向外商出口的情况。比如茶叶产于各省，但出口分工是上海，结果其他口岸也抢着经营茶叶，甚至产茶的内地省区也做出口，为了竞争就降级降价，一级一等的说成是二级，外商都很精，一看就知道是一级品。这样无序、恶性竞争损害了国家利益，外商发了财，当然应该反对！
我不知道外贸部和外贸总公司为什么要破坏统制对外贸易的方针，明明知道这样只能是损害国家利益，肥了外国资本家，还偏偏要这么干！他们有没有收国外的贿赂或者什么好处？我没有调查，不敢瞎说。我当时提了意见，通过上海的简报批评了这个做法，但他们没有改，还是坚持那样做。广交会上大家不会当面讲什么，表面上还是要统一的，回来就开始斗了，关系越来越紧张，发展到我们给外贸部送大字报批评这些事情。大字报是通过外贸局送的，不是以财贸组名义送的，事前我向马天水汇报过，马天水是同意的。外贸部反映到国务院，周总理也没有批评我们，因为他们搞这个根本就是错误的，我没有做错。这后来成了我的一条“罪行”，说黄××策划向外贸部送大字报。
从最近揭发出来的“力拓间谍门”事件看*【叶注：即澳大利亚铁矿石贸易谈判泄密案。】*，破坏了对外贸易的统制，给国家造成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现在搞市场经济，毛主席的外贸政策成了批判对象，诬为“桎梏”、“禁锢”、“闭关”，结果呢？各钢铁企业多头对外，收受贿赂，泄露我国底价，造成钢铁行业年年谈判屡战屡败，极度被动。我国铁矿砂进口价格从几年前的45美元一吨上升到200美元一吨，使我国钢铁企业多支出7000亿美元！这就是搞改革把好的也改革掉，否定统一对外、统制对外贸易的结果。至于采购外国设备时，有的高出国际市场价格一倍多也买进，有的花大量外汇买进的设备长期无法使用变成一堆废铁，类似的事经常见诸报道，值得我们深思、反省。
我带队参加1973年秋季广交会时，反映了外贸部和几个总公司鼓励跨口岸经营和内地直接与外商洽谈出口的问题。我说你们这么搞把自己都搞乱了，毛主席的统制对外贸易还要不要？这就得罪了外贸部。
第二件事是在广交会上因为梅林罐头出了个事。上海梅林罐头一直由一个西德商人经营，但他不允许写“MADE IN CHINA”，要标成“德国制造”、“俱乐部牌”，然后由他转口销到欧美市场，发了大财。外国人吃到这么价廉物美的食品，但不知道是中国生产的。我们当时认为这是错误的，应该改变这一做法，扩大中国的影响。本着重合同守信用的原则，我们在谈判时提出，已经订立合同的可以用“俱乐部牌”如期交货，新的合同写明要在罐头上印“MADEINCHINA”字样。这下德国人紧张了，怕影响今后的销售，晚上在阳台上踱来踱去考虑。外贸部就出了个简报，说上海把外商逼得几乎要自杀。第二天，这个西德商人来跟我们谈判，最终接受了我们的条件，和我们签了合同，标明“梅林牌”，印上“MADEINCHINA”。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第一批“梅林牌”罐头过去以后，销量不减反增，外国人吃到了价廉物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的罐头。这下好了，不是广交会期间，这个商人又专门从西德飞到上海来，跟我们食品公司谈判，要追加合同。这说明我们做的没有错。当然，我也有错的地方，就是在当时西方国家对我严厉封锁、禁运的情况下，国家政策容许商品通过“定牌包装”、“中性包装”的方式“曲线救国”打出去，对我们整个外贸有好处。我对这方面了解不多，做得好像太左了些，这个我承认的。
第三件事，在外贸清仓时，发现了一块外商送给我们的铜牌，感谢我们的商品价廉物美。我们当时看到后就认为，我们国家的商品价格定得太低了，连外国人都说我们的价格低，就批评这是卖国主义。现在看来，这肯定是不对的，极左了。当然，这里有个历史背景，就是当时外贸部正在批判“蜗牛事件”。外国人送给外贸部门一件蜗牛工艺品，他们就认为是国外反动势力攻击我们是蜗牛，爬得很慢。
马天水当时感到外贸部长李强这个人讲话都讲不清楚，只知道赚钱。我跟李强谈话，也发现他东拉西扯，说“我这个部长就是赚钱”。姚依林也有这个感觉。
由于工作关系，我和姚依林接触过几次，他对我很欣赏，我对他的印象也是很好的。我把外贸部的问题跟他谈了以后，他也有同感，认为那样的做法是不对的，是破坏国家统制对外贸易。他对我们的批评很少，甚至对有错误的地方，比如说铜牌事件，他也没有批评。老干部对批评新干部这样的事，一般来说好像要么会有顾虑，要么会考虑到双方关系。一次姚要我带团经港澳去加拿大主持一个中国展览会，我说：“不行，马天水不会同意。各口的主要负责人都允许出国，但他自己一次都没出去过。”姚依林说：“这好办，我和马老抗日战争时就在一个办公室了，我写封信你带给马老，他不会不同意。”结果我带了信，马天水还是不同意，改派外贸局的白光标去。有的文章里面讲，姚依林因为得罪了上海的马天水，所以上海跟外贸部关系搞得很僵，完全是驴头不对马嘴。
要搞懂上海和外贸部之间的关系，必须把前面后面的事情放在一起看。我向姚依林汇报了我们跟外贸部的矛盾，而且认为上海基本上没有错，姚依林对我的观点基本上同意。有次我去崇明岛，因风大，船当天没能开回来，马天水就批评我，说为什么不报告？我说崇明岛也是上海，所以没报告。不然一夜不回来是要请示报告的。可见姚依林想我去外贸部倒有可能，马天水主动推荐我去绝无可能。
九、带队走访唐山地震灾区
1976年7月28日凌晨3点42分，中国唐山发生了十分强烈的大地震，震惊全国也震惊了世界。中国当时报道是7.9级，国外测到的是8.2级。由于地震时间是凌晨，除上夜班的人外都正在睡觉，故造成极为严重的伤亡，100万人口的城市死亡达25万，重伤达16万多，7000多家庭绝户。
8月2日，上海组成抗震救灾指挥部，市委常委张敬标任总指挥，我任副总指挥。之前几天，上海已组织了六支医疗队赶赴唐山抢救伤员，并调两架三叉戟飞机每天两次往返运送救灾物资。8月3日，我带了《解放日报》记者和市财贸组业务组长徐廷芳赶往唐山。我们的帐篷就在华国锋和国家地震局的帐篷边上，都在唐山机场旁。机场指挥塔震塌了，唐山民航的干部临时组织简易的导航指挥，对抗震救灾起了重要作用。当时全国来援的飞机非常频繁，平均几分钟就有一架降落，他们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指挥有序，没出一起事故，大量救灾物资源源地到达灾区，伤员及时地送往全国各地急救。
我们在唐山当地同志的帮助下，搞了一辆吉普车进入市区，看到的情形令人震憾不已：市区已成一片废墟，看不到一幢完整的房子，两边的房子倒塌下来，连马路都看不见了，为了抢救人员，临时扒开了一条所谓的路；尸体到处可见，当时气温高达38度，我戴了大口罩还有一股令人窒息的恶臭扑鼻而来；由于大型挖掘设备来不及进来，许多解放军战士都用双手扒开瓦砾抢救被埋的伤员，有些战士双手都挖出了血，还在坚持。这是沈阳军区的部队，最早开进唐山救灾的，看到他们没人戴口罩，我也不好意思地把口罩摘下来。
奇怪的是，如此严重的灾难，竟没听到一个人哭。我看到一个受伤女孩被救出来，家人都埋在下面还没挖出来，她就坐在废墟上，一声也不哭，也许被突如其来的灾难给震住了。
在路上，我看到六七个人被绑在电杆上或被捆住用水泥板压着。问唐山的同志这是怎么回事，告诉我说：“这些人晚上都要处决。他们趁大地震时盗窃商店、抢劫财产、强奸妇女。有的看到被埋的人伸出手求救，就将受害人的手表、戒指摘下来，有个人手臂上戴满手表。还有拉着板车进城抢窃商店和私人财物的。”当时唐山市政府颁布了“十杀令”，违者经群众和执法部门简单审讯，事实基本清楚就处决，在我们去前一天就处决了12个。在非常时期、非常场合采取非常措施，可以理解，不然安全局势就无法控制。
我们在一辆公交车上（唐山市政府设的临时指挥部）见到了唐山市政府负责人，他撑着一根树棍在指挥救灾。他自己家也塌了，他被震到桌子下面，腿被压断，老伴遇难，女儿受重伤，他也顾不上去看看女儿，坚持指挥。这种精神令人感动、敬佩！
我们走访了第一个开车到北京报告灾情的开滦唐山矿工会干部李玉林。大地震后电力、通讯全部中断，中央不知道具体灾情如何，李先念、陈永贵等几个副总理正焦急地在中南海等待灾情报告，李玉林第一时间穿了裤衩，开着一辆车赶到新华门，向李先念报告了灾情。国务院听取了灾情后，立即组成华国锋为首的抗震救灾指挥部奔赴唐山。
李玉林还给我们介绍了一个可歌可泣的故事。地震发生时，在井下作业的几千名工人误以为苏修发动战争，扔原子弹了。这时全矿断电，排风、排水、升降系统全部中断，与地面也断了联系。瓦斯和水位不断上升，在数千矿工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只有一条过去开矿时挖的斜井有条早已封掉的通道可以逃生，但洞口小，狭窄，如大家一拥而上，一个也逃不出去。这时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站出来，手挽手地组成人墙通道，让群众有序地撤出去，在水位每分每秒都在上升的情况下，把生的希望留给群众，死的危险留给自己。最后绝大多数人都撤了上来，但有四五个党员来不及撤被水吞没了。这就是20世纪7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形象！
唐山的自救力量主要就是这支几千人的矿工队伍。他们许多人一上来看到如此惨状，不顾自己家里人就投入抢救行动。这就是20世纪70年代中国人民、中国工人阶级的形象！
唐山有个监狱关押着几千犯人，地震时由于监舍比较牢固，受损不大。于是把犯人也放出来抢救伤员，规定时间报到集中。许多犯人对自己的家都顾不上就投入救灾当中，表现突出。在规定时间内，只有两人没按时报到，原来在挖家人，没一个潜逃，更没一个重新犯罪的。他们中大部分都获得减刑、假释的宽大处理。
我们走访了一些群众了解当时地震的情况。他们反映，在震前有一道很亮的白光，接着就像十几架喷气飞机从头顶掠过，响声非常大。过了仅40至50秒时间，房子开始左右摇晃起来，这时房子还没倒，接下来又前后晃动，一下子都塌了。几十秒时间太短了，又是正在熟睡，等反应过来房已经塌了。唐山一家六层楼的高级宾馆塌成两层高的瓦砾，许多外宾都没能逃出来。凡用水泥预制件的一幢都没拉下，都塌了。倒是看到有些大屋顶的老房子，整个屋顶像大盒子似地完整扣在地上。短短时间，地面就出现了宽有40多公分，长有几百公尺，深不见底的裂缝。
我们还走访了上海的医疗救护队，都是由华山、六院等大医院医护人员组成的，仅次于沈阳部队医疗队，第二批到达唐山。他们到了唐山连立足的地方都没有，自己搬开瓦砾平整出一块地方，拉个帐篷，挂一面红十字旗就开始抢救了。不远地方就是已开始腐烂的尸体，他们中许多都是年青女孩子，也不怕，表现出异常的勇敢。因为伤员太多，他们必须24小时连轴转。我看到一位四五十岁的人，头上绑着纱布，一问，原来头盖骨都压碎了，正常情况下属重伤员，可他还忙着帮助招呼其他伤员。几个医疗点都有这样伤员帮伤员的感人场景，有的胳膊腿都断了还拄着棍子帮医疗队招呼伤员。
地震发生后，全国各省市区都紧急动员起来，调来大量的药品、医疗用品、食品，全力救助伤员，许多重伤员都及时运到全国各省市抢救。各地还接纳了大量的孤儿。
当时在国内没动员捐钱。为救灾重建，国家财政拨款43.57亿元（到1989年底才用掉41.51亿元），全国各地党政军单位支援唐山救灾物资70万吨，其中粮食38.05万公斤、熟食470万公斤。在恢复生产和人民生活设施方面，各省市也进行了对口援助。
当时国际上纷纷来电表示提供援助，英国据说飞机都已等在机场，准备随时起飞输送救灾物资。但是党中央一概谢绝了。对此我是理解的，当时北方苏联蠢蠢欲动，西方又天天骂我们、封锁我们、制裁我们、军事上威胁我们，亡我之心不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借援助之名政治上可捞到好处，军事上求之不得。中国就不上这个当，我们总要有点骨气、有点精神！
唐山重建又快又好，无论市政建设、城镇建设还是工矿企业生产，都大大超过震前，使华北这座重要工业基地焕发了更大的光彩。创造这样的奇迹，正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共产党员、干部，有这样不屈不挠的人民，更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没有社会主义制度，遭遇如此重大的自然灾害，唐山几乎被从地球上抹掉，要想短期内恢复这么好是不可想象的。
这里多说几句。我发现国家地震局对唐山大地震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唐山走访过程中，我听介绍，有个大队竟无一人伤亡，连孤老残疾都没伤亡。这是什么原因？正是队长（一个老农）根据震前几天发现的动物不正常行为和地理环境异常，如狗狂叫、猪跳圈、井冒泡，凭经验认为可能有地震。一些基层上报唐山市委，唐山市委也上报了中央，但国家地震局主观地认为证据不足，发了预报会引起社会恐慌，未予重视，什么也没做。这个大队相信自己的经验，通知大家这几天门窗不要关实，只要掩上，防止地震时变形打不开，听到钟声，一样东西都不要拿，全部撤到场上去。对孤老残疾他们安排专人负责背出来。生产队24小时值班。结果地震发生时抢了几十秒钟，全部撤到了户外，无一人伤亡。这难道不值得有关部门深思吗？
汶川大地震前也有一些现象，也是不敢发预警，而且还在报上打着“科学”的幌子说这些现象并不能说明是地震的预兆。大地震前，我在报上看到有专家说，四川地区“千年内不会发生大的地震”，可才几年，已经连续发生了几次大地震。这样的专家不深入下去倾听小百姓的声音，不认真总结教训，专在家里害人！
十、调配上海物资支援唐山灾区
根据唐山市政府要求，上海调了两架专机，不分昼夜往返唐山运送大量救灾物资。上海的医药一、二级站24小时待命，各种救灾物资部门也24小时不脱人，物资随要随发。在唐山，我发现原来的水源都被污染了，不能饮用，群众生活用水困难，北京来的水罐车因为没路又停在外面没法进去，送不到灾民集聚点。我立即叫徐廷芳打电话要上海急送几万米的水龙带来，因为水龙带与北京的水罐车接口一样，水车在外边，用水龙带接到各个灾民点上，就可以解决生活用水问题了。伤员太多，手术用的血管钳不够，我看到有的用筷子，有的用树枝代替血管钳，非常危险。我叫上海医疗器械公司、医药站检查仓库里还有多少，回话说库存不多了，但有一批电镀不合格的数量不少，我就让紧急空运过来，有多少要多少。文革后批判我“破坏唐山抗震救灾”，就是指这样的事，说我将次品拿去救灾，差一点就把我说成给志愿军卖假药的王康年了。我说你们只要去现场看看就不会这么说了。大量的尸体被挖出来，在热天里很快腐烂，空气严重毒化，很容易引发疫情。唐山市委要求送一批尸袋，我即与上海轻工业局马振龙联系，请他去塑料制品厂连夜生产一批宽1.5米、长2.2米的收尸袋空运过来。厂里把工人连夜召来，加班赶制了第一批5000只收尸袋。挖出的尸体除家属认领的外，全部装袋。因为很多尸体都腐烂得提不起来了，一袋也说不清装了几具尸体，反正装足算数，在郊外挖几个大坑，尸袋一层一层丢进去，每层间洒上石灰、药水，填埋。
我回上海时，马天水叫我带一批重伤员来，不然人家又要攻击上海了，说上海各大医院都已做好接受伤员的准备，几十辆救护车已等在虹桥机场了。我和唐山方面联系，带了60名重伤员，都是腰椎断裂、盆腔骨裂、内脏挤压等绝对重伤的人，那些手腿骨折、脑外伤的要上飞机，都被唐山方面阻拦了下来。飞机起飞后不久，似乎还没到上海就降低高度，我问领航员怎么回事，回答说接到华国锋电话，要我们将伤员放到南京，南京方面已做好接收准备。他们主要考虑上海从物资上多支援就行了，伤员就不必了，作为1000多万人口的城市，万一发生什么疫情是件大事情。正说着，飞机已开始在南京机场降落，我看到机场里已经有大量的救护车等着了。我在机场用电话向马天水汇报了这一情况，马天水说国务院这样考虑也有一定道理。这样，最终伤员没接成，半路被截了。
大地震后余震不断。在唐山时，一天早上我在帐篷外漱口，突然发生余震，站都站不住了，拉住帐篷的绳子，人都旋转起来。随后我跑到旁边国家地震局帐篷去问刚这一震是几级，说是六级。北京受到了唐山地震的明显波及，为了保护中央领导安全，上海市委紧急布置做一批防震床，工交组黄涛负责做金属床架，我负责做防护网。连夜去网具厂布置，日夜加班做直径八公分粗的尼龙网绳，用于床顶和床侧，棚成网，使震塌的建筑物不致伤人。后来说这是为“四人帮”篡党夺权服务的工程，其实这批防震床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一人一个，毛主席有，华国锋、叶剑英也有，难道我也为他们篡党夺权服务了？
在唐山我拍了100多张照片，回来后交给市委。这件事文革后批判我时也是一条罪状，说是拍了大量照片“泄露国家机密”。我是上海市委派去的，拍些照片回来向市委汇报，怎么能说是泄密？
文化大革命十年间，我分管上海财贸工作八年。期间，上海的财政收入不断增长，年年超额完成国家任务，最多比1966年增长近四倍，达到518亿元；市场稳定、繁荣，商品供应基本满足了1200万人民的需要；外调计划年年超额完成，支持了全国市场；十年间物价保持稳定。总结这八年，并不是我有什么能耐，主要是上海市革会、市委的坚强领导和广大职工、干部的共同努力、无私奉献的结果，也得到了中央有关部门和兄弟省市的大力支持。
就我个人来说，主要就是老老实实，严格按毛主席的教导去做，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联系上海财贸系统具体实际，切切实实贯彻到各项工作去。我以前对这些教导都很熟悉，但体会不深，通过八年的财贸工作实践，我深深体会到了毛主席的伟大，知道了什么叫毛泽东思想战无不胜、攻无不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