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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随陈伯达、田家英等到天津搞工业调查 1961年国民经济调整已经取得很好效果，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农村六十条》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由于纠正了“一平二调”、“共产风”的错误，建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基本经济核算制度，保障了人民公社的健康发展，农村的形势逐步好起来了。这时，毛主席要着手解决工业的问题

13.1 关于七千人大会的大会讲话 就在我主办《群众反映》后不久，1962年1月，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龚子荣通知我以《群众反映》主编的身份，列席参加这个大会。 七千人大会的主会场在中南海的怀仁堂。第一天在大会上讲话的是刘少奇。不过刘少奇那天在大会上只是做了口头讲话，他代表中央向大会做的报告，是事先印发给大会代

14.1 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的一些情况 1962年7月25日至8月24日在北戴河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紧接着，8月26日至9月23日又在北京举行十中全会的预备会议。 田家英参加了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那时从北戴河到中南海有直达的班车，所以他常在北戴河和中南海两头来来回回的。8月25日和26日，他在秘书室室务会上分别

日记残页的全文及说明 我在中南海工作时，有个随手记日记的习惯，虽草率、随意，不连贯，散乱错杂，但真实、私秘、便于翻查。可惜这些日记多在文革受审时失落了，也许被有心人收存起来，或者当作废纸处理了只有1962年4月20日-1962年10月24日的日记残页，在我1986年出狱时夹在归书中退还给我了。 写残页中

16.1 从《群众反映》调去后楼研究室 杨尚昆对我主编的《群众反映》。一直都是意见很大的。尽管他有时也经常会找刊登一些批评他所不喜欢的人的东西，但他总是担心我会给他捅出篓子来。特别是因为葛惠敏的事情，搞得他和谭震林的关系很紧张。后来在关于“包产到户”的群众意见专辑问题上，他和田家英都受到了谭震林的攻击。所以他

17.1 我为什么要写《评李秀成自述》 1962年底，在我担任《群众反映》主编的时候，我从主席的阅读书目里，知道了他在看太平天国方面的书，于是我也把它找来读了，其中有吕集义编写的《李秀成自述》这本书。在吕集义的书里，他把李秀成在囚笼亲笔写下的自述的原件，用照相版放在书里面。“李秀成自述”的原件后来被曾国藩家里

18.1 调入《红旗》杂志社 1964年夏，我评李秀成的第二篇文章《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问题？》写出之后，康生告诉我，他本想调我到他们的反修写作班子去的。可他正打算向中央办公厅管人事的龚子荣要人的时候，陈伯达却抢在他之前，向毛主席提出调我到《红旗》杂志社去。陈伯达是以当前史学领域斗争尖鋭复杂、为增强该领域

1.1 意识形态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 毛主席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他一向十分重视意识形态领域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他始终认为，无产阶级在夺去了国家政权，和完成了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尤其是在国际资本主义还处于十分强大的情况下

2.1 毛主席批评“二月提纲” 1966年3月，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永直受张春桥委托，到北京来办事，他见到许立群的时候，许立群对他说，姚文元的文章，你们上海没有经过中央讨论就发表了，连个招呼也没打。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杨永直回上海后，就把北京的批评向张春桥汇报了，春桥又报告了主席。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

3.1 批判“彭、罗、陆、杨” 1966年5月1日，我回到了北京。过了五一节，我就去中南海找汪东兴报到。汪东兴向我传达了中央的决定，由我接替田家英的工作，这个时候田家英的事情还没有公开。后来总理把我找去，他对我说，中央决定在中南海成立秘书局，让童小鹏和我负责领导秘书局的工作。童小鹏主管机要处，让我主管信访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