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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紧急飞往上海 1966年5月12日下午，毛主席的机要秘书徐业夫打电话到钓鱼台找我。徐业夫在电话里对我说，主席有重要的事情召见陈伯达、杨成武和我。让我去通知他们，我们三个人必须在明天一早赶到上海。 接到徐业夫电话，我立刻告诉了陈伯达。然后又打电话给杨成武。杨成武说，他也接到徐业夫的电话了，并且已经安排好

5.1 田家英自杀的经过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专案组，审查“彭、罗、陆、杨”问题的同时，中央决定成立由安子文、王力和我三人组成的专门小组，负责审查田家英的问题。总理要我去找公安部部长谢富治，请他配合我们三人小组工作。这是我第一次与谢富治打交道。我去了公安部与谢富治谈完工作后，他热情地邀请我到他家里去吃

6.1 从批判“三家村”到改组北京市委 1966年5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姚文元写的《评“三家村”—— 的反动本质》的文章。同日出版的《红旗》1966年第7期，发表了我写的《评〈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的资产阶级立场》的文章。姚文元的文章是他在上海和江青、张春桥一起讨论过的，主席也知道。我的文章则

7.1 中央文革小组的建立 中央文革小组是在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后才正式开始工作的。我1966年5月初从上海回到北京，就已经在钓鱼台办公了，但此时钓鱼台还是归外交部礼宾司管理。因为那里原先是用来接待外宾的，所以里面的各种设施都是比较好的，餐厅的伙食也好，但价格要比中南海和人民大会堂都贵。 等

8.1 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会议决定派工作组 从1966年6月1日晚，中央电台广播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后，全国上下都沸腾起来了。在各个大学里，大字报铺天盖地，连中学都闹起来了。每天中央文革小组电话不断，哪里出了什么事情，发生什么问题了，告急的电话接连地来。 为了应对各种问题，中央也是接连不停地召开各种会议，研究对

9.1 1966年7月18日毛主席回到北京 1966年7月16日，毛主席以73岁的高龄，在武汉长江里畅游一个多小时。7月18日毛主席从武汉回到北京。他一回来，就住进了钓鱼台的12号楼。当天，徐业夫通知我，让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去12号楼开会。 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和我等人去了以后，主席和我们一一握

11.1 毛主席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战略思想 鉴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严重教训，毛主席曾就“接班人”问题讲过很多话，并亲自写下了这样的话：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是在革命斗争的大风大浪里锻炼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培养和

12.1 活跃在文革初期的“高干子弟” 现在被称爲“红二代”的“高干子弟”群体，今天仍然是中国政治、经济舞台上一支活跃的力量。而在文革运动的初期，这个高干子弟”群体裡的大多数人，出身在解放战争的炮火中和建国初期，正在大中学校读书，有着青春的激情、活力与冲动，适逢毛主席发动文革运动这个大舞台，是最先积极登台表演

13.1 文革初期校园内的斗“牛鬼蛇神” 文化大革命从批判《海瑞罢官》开始，又是先在学校里面发动起来的。这使得当时一些学术界的“权成人士”，和学校里的一些教师与学校的领导，同时首当其冲地受到了群众运动的冲击。毛主席在建国初期就曽经说过，无产阶级在夺取国家政权之后，只有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革命是不够的，还必须

14.1 关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出 在1966年10月1日林彪所作的国庆讲话中，提出了“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这个概念。这个讲话稿是张春桥起草、陈伯达参与修改的。在事先中央开会讨论的时候，王力曽经提出过 “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主席说，反对革命不等于就是反革命。总理说，主席说得对，要把反对革命和反革命加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