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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 主席、总理对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和武汉军区的阻抗 1967年的7月13日下午，主席召集林彪、周总理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等人开会的时候，主席提出，他要去武汉游泳。当时武汉应是天下最乱的地区，所以林彪和总理等中央领导都反对主席去武汉。大家建议主席去北戴河游泳，那里比较安全。但主席说，天下之好水，莫若长江；

26.1 《红旗》杂志1967年的“八一”社论和评论员文章 主席在“七二〇事件”发生后不久，给武汉军区的指战员写了封信，主席在信上说，“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锴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同时，主席

27.1 中央碰头会和中央文革碰头会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中央重大的决定都是通过开“中央碰头会”来决定的。每次开会的名单，除了主席有特别交代的，一般都由总理来决定。总理写了名单交给秘书通知下去。 如果主席参加会议，那会议就叫“中央常委碰头会”，通常就是在人民大会堂118室北京厅进行；偶尔也会在“游泳池”开会，

28.1 陈伯达和康生 陈伯达与康生的关系一直不大好，他们两人之间的成见很深，而且总是互相猜忌。那次我和陈伯达、杨成武一起去上海听毛主席讲“五七指示”的时候，从主席那里出来住进锦江饭店。陈伯达说，这次我还是住上次住的那个楼层，上次来时，康生就住在我楼上。我说，这次康生没来啊。陈伯达说，上次康生就住在我的上面，

29.1 江青向文革小组同志谈她的历史 江青虽然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但实际上她的作用超过了陈伯达。有段时间陈伯达生病住院，经主席同意，中央还专门发了文件，由江青代理组长。 中央文革小组决定一些重大事情，都是由江青与总理商量决定的，有时康生和陈伯达也参加意见。在他们作出决定之后，主要由张、王、关、戚、姚去

1968年1月12日夜晚，我从钓鱼台的办公室里被叫到怀仁堂去开会。我心里清楚，这是要宣布对我的处理决定了。所以，当我的秘书要随我一起去的时候，我叫他不要去了。可他还是执意要同我一起过去。果然，后来有人告诉我，在我进了怀仁堂之后，他和司机都被关了起来。而关他们的主要原因是怕他们走漏了我被“逮捕”的消息

在1967年8月底，周总理叫我送王力、关锋二人到钓鱼台2号楼去“闭门思过”的时候，他曾交代我说，如果有人问起来，你就说他们在“请假检讨”（实际是隔离审查）。总理还跟我说，主席交代，对他俩，不准交给群众批斗，也不准任何人去审问他们。对他们只是作内部审查，现在不设立专案。 不到五个月我也被隔离审查了。随后

我刚进秦城监狱的时候，秦城监狱的管理人员大部分是原来公安部的人，这些人对我还讲政策。后来不知怎么调来了一批从海军转业过来的管理员。其中有一个不知为了什么原因，对我好像怀有特别的仇恨，经常以各种借口毒打我。有一次他竟用他穿着海军军用皮鞋的脚猛踢我的脑袋，我当场就被他踢得昏死过去。之后我一连昏睡了好几天

初进秦城监狱的时候，我感到度日如年。我一直被关在单人牢房，除了监狱管理人员和看守，我接触不到任何其他的人。在这样环境中，人的精神是很容易出问题的。我知道，如果我抵不住这开头的残酷打击，那就是灭亡。我几乎每天都可以听到一些变成了精神病的人在外面乱喊乱叫。我一定得想出办法来与监狱的恶劣环境进行对抗。 经过

1976年9月9日，我在监狱里得知了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当时我的心情是非常悲痛的。一代伟人，他一生战胜了多少强敌，可他从来没有居功自傲，仍然经常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他只是人民的小学生。他享有无比崇高的威望并握有至髙无上的权力，可他从未为自己和家人谋过特殊的利益。他一心只想着如何巩固让人民当家作主的人